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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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溫卿研究]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 ──從「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邱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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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追索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起源的關係,進而說明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從台灣既存的社會運動之中分化而出的過程。本文研究重心將集中於蔣渭水所組織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及台灣社會主義者對於蔣渭水的評價,並順帶說明「無產青年」成為島內社會主義運動之主體的過程及意義。


  • 引 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 第一節、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
  •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 2.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 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
  • 第三節、無產青年的崛起
  • 第四節、結語
    • 1.島內社會主義者與既存社會運動、島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
    • 2.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
    • 3.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
  • 注 釋

文件資訊:邱士杰(2009d)。〈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從「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收錄於: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7-47)。台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本文為2008年台北「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論文。


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 ──從「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

邱士杰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追索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起源的關係,進而說明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從台灣既存的社會運動之中分化而出的過程。本文研究重心將集中於蔣渭水所組織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及台灣社會主義者對於蔣渭水的評價,並順帶說明「無產青年」成為島內社會主義運動之主體的過程及意義。

關鍵字:蔣渭水、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連溫卿、無產青年

引 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現階段的台灣解放運動有兩條路:一是後退,一是前進。前一條路是引導向自由主義妥協的,脫離解放陣營,退到屈服帝國主義,與其妥協,受其保護,與御用紳士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和好,與他們握手變成法西斯主義,最終和帝國主義陣營合體,這是把台灣拉回到十年前大逆不道的大反動道路。後一條是解決群眾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即啟蒙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和小資產者的群眾鬥爭意識,指導日常鬥爭,努力把它組織化,加強群眾運動,促進向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及小資產階級的同盟(集團),走非資本主義的解放道路。

這兩派的對立,是為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運動,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爭奪這個主導權的鬥爭,是要走非群眾性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群眾性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分歧點。

──蔣渭水,〈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1930.7.16。[1]

一九二零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初次形成並得到發展的時期。此間,台灣人在島內外組建了許多組織。如果組織的延續與否,可以反映組織的重要性或影響力,那末存續時間最長的台灣文化協會也許就是當時最重要、最有影響力者。文協居於島內,是台灣島內第一個群眾組織,[2]在其形成初期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主流與主力,以民族主義為共同底線,[3]支持了以東京為活動舞台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以文協為基礎,各種組織陸續從中分化出來;但這種組織的分化,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性質。若將「治警事件」(1923.12)到文協分裂(1927.1)之間的三年視為過渡期,那末,過渡期之前所分化出來的組織(如表2-1所列),多數在未充分的發展的情況下,即因《治安警察法》的逐次打擊而分別瓦解、消沉、或被迫外移,只有文協撐了下來,形成過渡期中的主力。

過渡期之後,文協仍是分化的母體,卻以敵對的姿態發生分裂。以1927年的分裂為標誌,蔣渭水所率領的民眾黨退出連溫卿所領導的文協。到了1929年,文協內部發生「台共/連溫卿」的對立。1930年,民眾黨內部則發生「民眾黨(蔣渭水)/自治聯盟」的對立。

過渡期之後的組織分化以顯著的路線對立為其特色,這是過渡期之前所看不見的現象。不過1930年的蔣渭水認為,整個一九二零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始終蘊含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兩條路線,蔣渭水稱之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自由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路線,民主主義則代表了非資本主義路線。而蔣渭水將自己在1930年所面臨的民眾黨分裂,視為台灣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種前途上的對決點。

其實蔣渭水第一次使用「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概念的時機是1929年。當時蔣渭水比較了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與布哈林(Бухарин,1888~1938)對於國共分裂的不同見解;其中,布哈林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來描述國共兩條路線的對立。[4]至於蔣渭水運用這個成對概念來分析台灣社會運動,則是1930年民眾黨分裂前夕。不過,蔣渭水也不是第一個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概念分析台灣社會運動之人。1928年,一名叫做「海東」的作者(見南京《中央日報》副刊[5])就曾以完全相同的概念與邏輯,描述了文化協會創立以來所內涵的兩條路線分歧。然而海東眼中的兩條路線對決點,卻是1927年的文協分裂。

用什麼概念描述兩條路線(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其實並非重點;關鍵在於兩人都承認兩條路線的存在。雖然兩人對於兩條路線的對決時間(1927或1930年)有不同看法,然而兩人都將過渡期之後的組織分化,視為既有矛盾(即「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激化與延伸。易言之,既有矛盾早在過渡期之前即已存在。如果「海東」與蔣渭水的分析是對的,是否可以認為,過渡期前的組織分化早已蘊含了過渡期之後的路線矛盾,只是環境(如《治安警察法》的打壓)延緩了激化?

從歷史上來看,蔣渭水與連溫卿聯手拉拔、並在過渡期中壯大起來的「無產青年」,可謂考察兩條路線之對立的最好對象。因為無產青年正是幫助連溫卿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重要助力。然而無產青年的出現並非憑空而來。實際上,無產青年是在表1所列的各組織遭受打擊之後,才浮上檯面(以「台北青年會」的名義)。那末無產青年的出現,是不是也以這些組織為背景呢?表1所列的「新台灣聯盟」(島內第一個政治結社)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島內社會主義組織先驅),就是無產青年崛起的重要背景。也是本文的主要考察對象。

表1:治警事件前夕,文協與島內相關團體、核心幹部:[68]

組織名稱 成立、申請日期 聯絡人與辦事處 主幹者 專務理事 發起文獻
台灣文化協會 1921/01/17成立 蔣渭水。太平町三丁目大安醫院 蔣渭水(共一名。僅次於總理、協理。蔡培火亦曾任此職)[69] 由連溫卿提出組織規則。[70]
新台灣聯盟 1922/10/17成立 石煥長。永樂町四丁目長安醫院。後因石煥長渡華,轉移至蔣渭水處。[71] 蔣渭水(即主要負責人。共一名。原主幹者為石煥長。) 有中、日文二種。日文由連溫卿起草。[72]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禁止) 1923/01/30申請[73] 蔡式榖。太平町二丁目蔡式榖律師事務所。[74] 石煥長(被日官方視為主要負責人。共一名。)[75] 蔣渭水(另一名為蔡培火。共二名。)
社會問題研究會 1923/07/23成立 連溫卿。永樂町五丁目連溫卿宅 原文日文。由連溫卿起草。[76]

本文的研究有幾項目標,目標之一就是本文引言所做的、從路線對立的角度,說明1920年代島內社會運動的轉折與總趨勢。又由於主要的路線對立出現於1927年的文協分裂之後,因此目標之二就是要縮限研究範圍於表1所列各組織,將研究時段縮限於1927年之前(特別是治警事件發生之前),以此揭示當時蘊含於社會運動中的路線對立與社會主義萌芽。目標之三則是要說明當時人(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眼中的左右對立,以及他們眼中的對立如何反映島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而蔣渭水與連溫卿之間的異同與聯繫將是本研究中一條很重要的研究線索。


第一節、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新台灣聯盟

新台灣聯盟是島內最早登記成立的合法政治結社(1922年),也是持續最久的政治結社(1930年解散)。然而新台灣聯盟成立沒多久,就因種種狀況而陷入有名無實的狀態。故而「新台灣聯盟」歷來鮮為研究對象。

關於新台灣聯盟結社的原因,歷來說法頗多,且大多是當事人的見解。日後分別居於右、中、左派的葉榮鐘、蔣渭水、連溫卿都曾提出解釋。

葉榮鐘認為,由於議會請願運動的政治性無法掩蓋、目標又高;而文化協會又以啟蒙為主,不宜拖累。因此極有必要形成一個目標較低、而且可以解決社會大眾之現實問題的政治結社,以消除「對於現實的個[別]問題則格[恪]於規定無法顧及」的問題。[6]雖然葉榮鐘並未詳加說明「現實的個[別]問題」究竟是什麼,但從運動的內在需要立論,必然是議會請願運動及文化協會的實踐有其不足之處,而這一不足又無法透過更改自身的性質而補強,遂只能另立新性質的組織,以謀發展。

連溫卿對於新台灣聯盟成立的解釋,也許恰恰可以補充說明葉榮鐘所謂的「現實的個[別]問題」究竟為何。連溫卿認為當時的運動面臨了兩個現實問題:(一)文化協會遭到鎮壓;(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在此內外煎熬的形勢底下,「若無政治團體之存在,則將陷於不能統一大眾之意見的狀態。」[7]因此才組成了新台灣聯盟。連溫卿所講的第一個現實問題乃指總督府打擊文協及請願運動之「八駿事件」(1922年9月)。在這次事件裡,總督府強迫文協八名領導人(特別是林獻堂)表態脫離請願運動,震動了以文化為名卻又以政治為實的文化協會。連溫卿所講的第二個現實問題,則是台灣人內部在階級上所發生的分裂。此一分裂具體體現於蓬萊米改植而激化的佃農爭議,同時也構成了台灣社會運動的背景:[8]

在被壓迫地位的台灣,有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僅僅在歐戰後數年間而已。……

然自歐戰以後,貧富的懸隔益甚,一般之工人、農民的生活已極了生活線下。若中南部之農民,在這時候雖沒有具體的運動出現,然而一般形勢,卻是屬於不穩,而「業佃協調會」之組織已在這時候出現了。這是大正七年──一一年間之概觀,自是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亦漸形具體的型態,而為其對象當局的一個「妖怪」了。[9]

……

大正十二年在不景況底下的台灣經濟界、因為內地種米的耕作成功,而農民爭議發生了。這是欲更換從來租谷[穀]的標準為高價的內地種米,究竟都未見衝突,而即折衷解決,……[10]

蔣渭水也有類似於上述兩大現實問題的見解。就第一個現實問題而言,蔣渭水指出:[11]

到了十一年,什麼犬羊禍[八駿事件]出現了,任三爺[林獻堂]被困在犬羊城裡。形勢太壞了,我以為非更加一層的決心去做事不可了。遂組織新台灣聯盟,這是本島政治結社的嚆矢,且是全島唯一無二的政治結社。後來因為事多人少不能彼此兼顧,致使這個政治結社全沒有活動的機會,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事啊!總是今日同志已大昌盛了,後來定有活動這個政社的時期。這發會式的宣言書,以出版法違反,被罰去二十金。

連溫卿批評上述見解為「蔣渭水之主觀意見」,[12]也許他是就蔣渭水突出個人「更加一層的決心」、並孤立看待八駿事件之影響而論的。當然,兩人都肯定八駿事件的影響。但從上述言論來看,兩人對於林獻堂的見解卻不相同。連溫卿直稱林獻堂等人是同日本人「野合」的「土著資產階級」,蔣渭水則始終沒有譴責。[13]

蔣、連兩人在林獻堂評價上所出現的歧異是切入蔣渭水如何理解第二個現實問題的關鍵;蔣渭水在新台灣聯盟發起會上的講演──〈動搖時代的台灣〉──則是最好的見證。蔣渭水認為當時的台灣正處於「過渡時代」或「動搖時代」。這是一個「對台灣而言是最幸福的時代」,因為「有了今日的動搖,才能有明日的進步,即動搖終究會導向進步,實乃進步之母」。就世界性的動搖而言,是帝國主義的崩潰與頑抗以及被虐者的反抗與解放;就台灣的動搖來看,則是「台灣人全體」與「少數階級」在內地延長主義之下誰將獲利的矛盾。[14]在蔣渭水的論述中,這兩大動搖並非判然兩立的存在,因為日本既是帝國主義、也是內地延長主義的推動者,而且他透過「台灣人全體」與「少數階級」的對立去考察內地延長主義所將引發的利害關係。誠如這場演講的結論所云: [15]

到底能不能同化,可另當別論。首先是否全體台灣人,一視同仁受其恩惠,抑是止於有利害關係的少數階級,容我不加躊躇地說一句話,恐怕還是後者吧。無忌憚地說,過去所行的設施與現行設施,形式本身是變了,但是內容呢?似乎與民眾的利害關係背道而馳了。但是世界大勢是不會捨棄台灣而不顧,反而彼之設施促使民眾覺醒,使民眾充分領悟自己的立場。被因習傳統所桎梏的本島人啊!該覺醒的時刻已來到了!

蔣渭水所謂的「少數階級」與連温卿所謂的「土著資產階級」同時反映了兩人並未將台灣人視為鐵板一塊的存在。而「階級」概念的引入本身更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所逐漸出現的分化。連温卿與蔣渭水所謂的「土著資產階級」與「少數階級」都因共謀(或「野合」)於日本而成為背離台灣多數人利益的存在,然而兩人對於階級分化的理解未必相同。連温卿把林獻堂歸類為「土著資產階級」,提及林獻堂的蔣渭水卻未相應提出「少數階級」之概念(即:蔣是在別的情況下才提出該概念的)。上述差異雖不足以進一步猜測兩人的具體想法,卻可以引出一個問題,即:從殖民地人民之中分化而出並且所占少數的資產階級究竟是整體反動還是部分反動。但不管是部分或是整體,當資產階級及其反動性格被認識到的時候、當台灣島內的階級矛盾一觸即發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之時,如果既存社會運動(如議會請願運動)的訴求不足以解決它們,運動又將如何把這些問題作為自己的問題來解決?

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興的社會主義傾向被視為新台灣聯盟所具有的特色。《台灣社會運動史》就持有這樣的見解,只是《台灣社會運動史》從聯盟無法擴大活動的原因去理解這種傾向。《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由於請願運動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得到強化、「社會主義傾向」尚不成熟於當時的台灣,而且「姐妹團體」社會問題研究會遭受打擊,所以聯盟活動無法擴大。[16]此外,連温卿所曾聽到的一則傳聞也可佐證聯盟的社會主義傾向:[17]

台灣諸運動的中心,[據]說是間接的[地]由中國方面渡來,新台灣聯盟成立當時,有說是廣東「新青年」的影響。因為這樣緣故,和在中國人們書信的往復,一一皆要抄錄發信受信的氏名住所去報告,……

所謂的「廣東新青年」,應該就是已將編輯部遷往廣州、並在中共直接影響之下的《新青年》雜誌。[18]雖然《新青年》對新台灣聯盟乃至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不容易估計。但至少說明了新台灣聯盟之社會主義傾向的可能來源。[19]

雖然《台灣社會運動史》並未明言新台灣聯盟為什麼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但從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路線的對立來把握新台灣聯盟之衰亡,卻能呼應蔣渭水與連温卿從階級對立出發的見解。實際上,〈新台灣聯盟宣言書〉已暗示了聯盟的對抗性質。〈宣言書〉指出,歐戰以來,幾千年的「特殊階級」頓失權威,平民則崛起於「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的潮流之中。面對這一潮流,有人想要逆勢而行。新台灣聯盟的成立,就是為與反潮流者對抗而組織的「研究」團體,除此之外,「夫豈有他意也哉」。[20]這份〈宣言書〉著意強調自身的「研究」性質,甚至還強調除此之外別無用意。只從這裡來看,根本不可能猜到聯盟竟是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也許這種定位不清的性質,正是新台灣聯盟無法順利運作的原因。但若考慮到以文化為名而有政治之實的文化協會,竟能以同樣定位不清的性質持續運作,就不得不推測新臺灣聯盟恐怕具有反潮流者所不能接受的性質。

連溫卿綜合這些反潮流者的階級屬性(資產階級)與路線(民族主義)而稱之為「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在連溫卿來看,由於蓬萊米移植與業佃爭議在一戰之後萌發,導致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這種背景促使新台灣聯盟得以形成,卻也促使其消亡。由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無法面對經濟矛盾的激化,「恐其波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置之而不顧」,乾脆架空新台灣聯盟。「新台灣聯盟之成立終引起治安警察法之實施,與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之結成,此為民族主義者對於政治運動之見解,開始醞釀分歧的端緒。」[21]「因此,該聯盟雖不致夭折,亦等於無。而聯盟的構成分子欲利用此機會另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22]居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陣營的葉榮鐘評論云:[23]

但實踐上似乎不無鞭長莫及的困難。……可惜這個臺灣第一號的政治結社,結局就因為上述的原因,無法展開活動。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倘若新台灣聯盟是以自我的被架空,預示了台灣社會運動所內含的左右分歧;那麼1923年所公開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也許即可視為社會主義路線表面化、並使「研究」與政治結社相分離的象徵。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見解裡,「社會問題研究會」正是島內社會主義路線之濫觴。

多數與新台灣聯盟有關的史料都把社會問題研究會視為「姐妹團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自然消滅,是打擊新台灣聯盟的因素之一。[24]連溫卿則認為,由於新台灣聯盟遭受打擊,才促使聯盟成員藉機另立「社會問題研究會」。[25]無論因果為何,這兩個團體確實存在著「姐妹團體」的姿態。

《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是連溫卿與蔣渭水分別受到日本及中國的社會運動影響而發生的產物:[26]

在東京,新民會的結成、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以及接著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等本島社會運動的勃興真令人眩目。

如此,這些運動雖然在民族自決主義下以大致成功的統一戰線發展下來,但是,在東京及支那各地的諸思想運動也逐漸影響本島人。糾集在接受共產主義者山川均指導的連溫卿,與在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影響下的蔣渭水等麾下的青年同志,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性表示灰心,早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七月,即結成台灣社會問題研究會,……

《台灣社會運動史》並認為,研究會是連溫卿與謝文達(1901~1983,台灣第一個飛行家)合作的成果,並以此進一步煽動了青年群眾,為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準備:[27]

此時,居住台北市的連溫卿與山川均取得連絡,並與島內左翼思想家及居住長春之共產主義者謝文達一起,結成社會問題研究會,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以此對其指導下的青年加以宣傳、煽動,對於當時的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戰線,逐漸地釀成了無產階級運動抬頭的機運。

不過,社會問題研究會並不是1923下半年才形成的團體。實際上,它是以「馬克斯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會)[28]為基礎而形成的組織。[29]因此社會問題研究會於1923年的「成立」其實是「公開」。而且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反映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而誕生的組織:[30]

其間,台灣曾因蓬萊種米之改植成功,發生小作料(佃租)之換算的爭議,這種爭執蔓延各地。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之「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在這經濟狀態下誕生出來的,這未公開出現以前是個研究會,每星期開會一次,會員中亦有日本人參加,其目的是「立腳於近世科學,基于一定社會條件而研究之」。其趣旨如左錄,發起人是謝文達、蔣渭水、連溫卿,趣旨書是後者擬的,辦事處在永樂町五丁目連家。

文中所謂的日本人,就是將日本社會主義引入台灣的山口小靜(1900?~1923)。故連溫卿又云:[31]

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同人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另外有一位日本人,即山口小靜。

2.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山口小靜的出身背景很特別。她是一個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父親山口透則是台灣神社的宮司。出身可謂高貴了。自幼獨立思考的小靜,高中畢業後即返回日本學習,結識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山川均與山川菊榮。她加入了「赤瀾會」(婦女解放組織)、「水曜會」,積極地參與運動,甚至為此慘遭退學。後來,為了療養長年積累的肺病,小靜遂於1921年10月返台,並與連溫卿等人接觸。「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32]

小靜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住院。[33]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社會主義者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而與她的高中校友們於1922年9月22、23日舉辦賑災音樂會。這是台灣史上首次舉辦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與此同時,小靜與「馬克斯讀書會」的同人也在台日兩地的文獻傳遞之中展開了《共產黨宣言》的讀書會。讀書會曾因警察扣留來往於兩地的書信而招致恐嚇,除此之外,「馬克斯研究會」的詳情並不清楚。

當時正在「改造社」出版社工作的琉球社會主義者比嘉春潮(1883~1977)回憶:[34]

為了我至東京而作各種聯繫、並為我的就業進行周全準備的饒平名智太郎與仲宗根源和二位,在當時已與堺利彥、山川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作為核心,牽連於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秘密結成,並是其中的重要成員。組織的組成本來就於極機密之下進行,當時在外圍的我無從知悉詳情,縱使知道一些,以認同者的立場做進一步的探究,總是不禮貌的事。

……雖與山川夫婦是初見面,但我在沖繩的時候,便經由通信而與台灣的獨立運動家R氏[連溫卿]、山川夫婦有著友好聯繫,從而才可能透過運動而在R氏、山川,以及我之間建立特殊的關係。

……她[山川菊榮]的學生有作為法官[35]的女兒卻投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山口小靜這位女性。她在台灣支持社會主義者的獨立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就是爭取臺灣人之政治利益的運動。大約是大正四、五年前後,[36]其中的運動同志之一便經由她而得以連繫上山川均,並且請教了運動的理論指導。

……當時長谷川如是閑他們的《我等》雜誌刊出了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世界語手記〈盲學校生活的一頁〉一則譯文。我認為這是一篇優秀而且動人的文章,所以從他們的編輯部取得原文,油印送給沖繩的世界語學者與其他各處。台北的世界語學會也收到了,由此我才同山川均先生有來往的R氏有密切的交往。山川先生不只指導台灣的運動,也常常將自己的著書版稅投入,作為資金援助。以後各種的聯繫與匯款都由我經手,那時對於警察而言仍是無名小卒的我,比起知名度高的山川均先生來說,做起事來比較安全。

1923年初,全台陷入日本皇太子裕仁訪台的風潮之中。身為全台地位最高的宮司,小靜的父親熱烈地期待裕仁的到來。小靜雖然臥病在床,卻以最後的行動繼續反叛父親。1923年3月,就在裕仁抵台前夕,小靜便因肺病而逝世於台北。也許正因小靜早逝,《台灣社會運動史》才沒有將小靜視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成員。與此相反,卻多了蔡式榖(1884~1976)。然而連溫卿始終否認此事,並強調「彼並未參加。」[37]只是,假使蔡式榖並未參加,何以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旨趣書[38]仍列之為同人?此則不可解之處,也是連溫卿沒講清楚的問題。

不過,若先撇開長期在島外從事飛行事業的謝文達[39]不提,餘下的蔣、石、蔡、連四人,實即依次為表1所列之四團體的核心幹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也許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組織脈絡下的、由核心幹部所組成的、並以「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為主的理論研究團體。

為了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他們印刷了五百份旨趣書散發於島內,卻因此而觸犯了總督府當局的出版法規,「趣意書的發表,又被罰了四十金。」[40]但問題並不只是罰錢,而是會亡人散,「石煥長、蔡式榖等逐漸與連溫卿、蔣渭水的思想傾向迥異,事實上研究會已趨於消滅。」[41]

謝文達與石煥長日後的主要活動地,並不在台灣。至於蔡式榖、蔣渭水、連溫卿,則由右而左步向殊途;分別在1927年文協分裂之後,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右派)、台灣民眾黨(中間偏左),以及新台灣文化協會(左派)的核心領導。就此來看,曇花一現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或者正是文協及其後續發展的縮影與預示。

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

與〈新台灣聯盟宣言書〉相較,同樣是連溫卿所起草之〈社會問題研究會趣意書〉明確宣示研究會成立於「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如佃農爭議)之下:[42]

最近我輩同人鑑於新店發生之小作[佃農]爭議與南部地主小作人協調會之創立,而依照趣旨及綱領組織,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

人類無一人不被社會束縛、暗示,是故有感於社會之缺陷者,相信以其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為對象,而謀求解決。但其所求解決為何?此為吾人所欲知之處,又為組織本會之所以也。

不但直言歌頌俄羅斯十月革命:

人類有二大歷史時代,即由法蘭西及俄羅斯所表現之革命也。一切古舊傳統主義者及保守主義者因固執頑迷之宿命,對既已突破歷史時代革新期而到之新人類,愚蠢地以嗤笑、罵詈及威嚇欲將瞞著看過。

更質疑當前的社會型態(暗指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恆性:

希望較高幸福生活之人類意識的,果能視為一時之現象乎?受一定生產條件影響之社會果能永久保持其永續性與調和性乎?

看!將要踢破社會制度軀殼之所有問題,如勞資問題與小作爭議,在所謂武陵桃源之台灣已舉起狼火矣,此教示人類如何,乃我輩同人所欲研究也。

因此他們決定「立腳於近代科學,基於一定社會條件以研究之。」

也許恰恰是上述鮮明的左傾訴求,才使社會問題研究會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所不能接受」、「一般人缺乏理解」,從而「任憑支配階級之謾罵惡言」的組織。但連溫卿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雖被彈壓,但其影響所及,決[絕]不能謂之甚少。蓋在其主張過程中,無意識所喚起的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民族意識,已如燎原之火,由台灣之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之少數分子,乃至於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即其反映。」[43]

連溫卿不但把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影響說得非常巨大,並認為新台灣聯盟的成立是《治安警察法》在台實施的導火線。[44]連温卿的見解可從幾個方面來檢討。首先,在《治安警察法》正式在台灣施行之後(1922年12月28日),新台灣聯盟立刻依據該法而被中止過集會;[45]也許當局確實意圖透過該法以整治這些運動份子。但無論是新台灣聯盟還是社會問題研究會,當時總督府當局的對付方法除了整治某些個人(如石煥長[46])之外,主要仍是從《台灣出版規則》的罰則入手。新台灣聯盟被罰「二十金」,而社會問題研究會被罰了「四十金」,僅僅在這種懲罰之下,兩個組織就走向消沈。(在針對新台灣聯盟違反出版法的審判上,法官甚至當面斥責蔣渭水「在改造社會之前,要先改造自己的頭腦」。[47])但與《治安警察法》直接加在議會請願運動頭上的打擊相比,依據《台灣出版規則》而來的打擊,顯然只是彈壓的前奏:1923年初,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台北被禁止;同年底,請願運動者便遭遇到全島大檢舉,即所謂的「治警事件」。

從文協成立至治警事件,請願運動匯集了島內外最多的力量並遭遇了最大的打擊。此間,社會主義路線也在島內萌芽起來,只是萌芽未能長成樹。但如魯迅所云,「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關鍵並不在於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火種滅絕,而是刺激這些組織產生的打火石何在。這裡的打火石至少有二,首先是全世界自十月革命以來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從島外的蘇聯、日本、中國大陸源源不絕地敲擊台灣;其次則是連溫卿所觀察到的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蓬萊米改植,佃農爭議增多)。在這種形勢之下,階級矛盾在民族矛盾之外而逐漸激化。

山口小靜還活著的時候曾說,「諸君先為民族戰爭來戰鬥以前,一定要先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48]在「民族戰爭」之前所應先「得到」的「解放」是什麼?也許小靜是指「階級」上的解放吧。然而台灣社會運動的水平卻處於一種低度的狀態,無法上升到小靜所言的層次。連溫卿曾對山川菊榮說,「總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雖然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桃色]的。」[49]但要如何使旗幟的顏色轉為赤紅,如何使階級旗幟打出來呢?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誕生,也許正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初步回答。

總之,雖然社會問題研究會並非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母體、雖然它是島內核心幹部在文協左右分裂前的最後集結,卻不等於社會主義運動在島內的中絕。而當連溫卿試圖透過「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以解釋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時,或許可以把從中成立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理解為「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50]的社會主義組織吧。


第三節、無產青年的崛起

如果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島內核心幹部基於台灣社會問題以及社會主義的興趣而發生的集結。那末,幾乎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同時成立的「台北青年會」,就是蔣渭水與連溫卿向文協以外的底層青年──更正確的說,「無產青年」──招手的一次嘗試。其實,早在「無產青年」興起之前,蔣渭水便開始指導校園內的「騷擾事件」,推動校園反日活動。風潮起於1922年2月的台北師範學校學生,「這些學生中的主要份子,都是經常出入文化協會幹部蔣渭水處,受其指導,進行研究的人。」[51]後以1923年7月30日翁澤生大鬧集美學校同學會為標誌,宣告了「無產青年」的興起。「這些行動不容置疑是無產青年團體的宣傳活動;由十數名預謀者有計畫地加以發動,從同學會退出後,翁澤生、洪朝宗、鄭石蛋等十數人立即往江山樓與蔣渭水、王敏川、許天送等人會合,就青年會組織事宜協商。之後寫成台北青年會宗旨書與會則草案並接受文化協會幹部的指導,進行組織青年會的籌備工作,聲稱八月十二日舉行創會式。」。他們最初的組織叫做「台北青年會」。也許連溫卿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激起「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的論斷,就是這樣來的。

此時距離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僅僅一周而已。雖然「台北青年會」的結社計畫,立遭當局以《治安警察法》取締(1923.8.11)而無疾而終。然而「無產青年」卻以「台北青年讀書會」、「台北青年體育會」的名義開展組織工作,「仍舊在連溫卿、蔣渭水等文化協會幹部之指導下進行活動」。[52]實際上,1924年以後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就是「無產青年」。1926年,無產青年組成了無政府主義的「黑色青年聯盟」;1927年,無產青年協助連溫卿奪取文協領導權;1928年,另一部份的無產青年在上海組織了台灣共產黨。

從《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看,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形成之初,起了比較顯著的指導作用。然而最終使無產青年成為一股足以奪取文協的政治力量的人,卻是連溫卿。連溫卿在無產青年形成初期的作用,是個值得與蔣渭水相比較而同時探討的問題。就史料所見,蔣渭水所贏得的欽慕最多、最顯著,此與連溫卿形成了對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謝玉葉之事例,可略為說明:[53]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生謝氏玉葉,不上學而時常出入文化協會辦事處,詢問其理由時,毫不怯懦地回答說:「蔣先生等的意見很高遠,令人不勝感激。我和其他很多朋友加入了文化協會。雖然現在的台灣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下,但不久會歸入台灣人的手來統治」。……

然而最終領導無產青年奪取文協領導權的人,為何仍是連溫卿?一種可能的原因是連溫卿與山川夫婦所建立的關係。山口小靜當年的返台,建立起連溫卿與山川夫婦之間的聯繫;連溫卿本人。也在1924年4至5月前往日本旅行,當面拜訪山川夫婦。無論是從日本到台灣,或是從台灣到日本,都體現了社會主義依靠少數先覺者而進行傳播、形成聯繫的早期特色。雖然並不能認為連溫卿壟斷了這種聯繫,這種聯繫卻實實在在地給連溫卿貼上標籤,或者替他背書。所以連溫卿總被視為山川均的台灣門徒(或者負面用語:「落(らく)胤(いん)」──私生子),總被視為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但連溫卿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個「山川主義」者?這個問題實需再行探究。

前面提到的謝玉葉(葉綠雲、謝玉娟、謝志堅、玉鵑),後來成為翁澤生的妻子,並共同參與台灣共產黨的建黨。雖如翁澤生、謝玉葉這些早期的台灣激進青年最終都成為比蔣渭水、甚至比連溫卿更激進、更為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者。然若文化協會並未在連溫卿指導下而發生1927年的左右分裂,蔣渭水又將對這些青年起到什麼作用呢?雖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葉榮鐘曾「惋惜」蔣渭水云:[54]

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及日共山川派系連溫卿的牽制與蠢[蠱]惑下,思想日趨尖銳,行動也自難免有遷就的行跡。於是自然而然與由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形成對立,但是初時因總理林獻堂的權威與聲望足以抑制對立的激化,源此協會的活動也不致有阻礙團結的情事。及至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的時候,由於修改章程的提議成立,遂導致分裂的破局。

葉榮鐘雖然語帶批評,卻也肯定了一件事,也就是蔣、連兩人的思想相近性,以及兩人對於無產青年的指導地位。雖然「無產青年」並不等於「台灣社會大眾」。然而「無產青年」的出現,不但使運動主體從「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向下轉移,並使社會主義從既有的社會運動之中抽離出來,而逐漸成為獨立於既有的社會運動之外的新路線。此間過程,無論自覺與否,蔣渭水與連溫卿始終參與其中。


第四節、結語

1.島內社會主義者與既存社會運動、島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

若林正丈曾以「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概念,來分析日本在台殖民政府(若林稱之「現地權力」)與這一階級透過「交換」及「仲介」而形成的互利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所體現的「政治」。在若林來看,對於這種關係的不滿,將導致「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游離出民族主義者,「而往台灣社會大眾的方向靠近,也就是往民族主義的方向前進。」[55]最具體的例證即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過,若林的說明僅止於說明請願運動的主體是「本地地主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否還會超越自己的主體,向下,將「台灣社會大眾」延攬為運動的動力?如果要延攬,又該如何為之?

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說是台灣既有的社會運動領導者(特別是青壯派)思考這一問題的反映。不但反映在青壯派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上,也反映在他們希望能透過社會主義了解正在台灣發生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矛盾。因為,既要向下尋求支援,就不可能只依靠無法滿足「台灣社會大眾」所有需求的「請願運動」。而要求能夠反映多數人──也許並不包括既有的社會運動領導者──之更多利益的社會主義,就可能因此登上歷史舞台。所以連溫卿才會再三強調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在島內經濟矛盾激化的狀況下誕生的,因為這些矛盾恰恰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所正面臨的利害所在。1925年8月,《台灣民報》設了五個問題讓讀者投書回應。其中,連溫卿對「目今政治急要施政的事項」這一提問,以「施行蔗農組合法」回答;至於「五年以來發生的重要事項」這一提問,則以有關於經濟的「竹林事件」與「蔗作事件」作為頭兩個的答案。[56]連溫卿對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的關心,如此顯而易見;或者說,社會與經濟狀況的變化,已經顯著到連溫卿不得不注意的地步了。。

當然,僅從幾個領導者本身去關心底層民眾的生活,未必能解決民眾的問題或爭取民眾參與運動。而且,「治安警察法」的實施以及隨後爆發的「治警事件」都打擊了幾個領導者所組織的社會主義小團體。在這種形勢下,島內運動一時萎縮到原點,只剩下文化協會。自此而至1927年初連溫卿率領文化協會左傾化之前,台灣島內的社會運動進入了以文化協會為主體的過渡期(1923.12~1927.1)。過渡期本身反映了運動所遭遇的挫敗,卻也成為運動再興的準備。

島外的社會主義運動始終起著觸發並維持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的開頭語云,「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為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為支那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兩者皆應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年]前後來考察。」[57]對於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來說,他比較擔心從日本而來的「侵入的途徑」。山口小靜與連溫卿在台日之間所架起的聯繫就是田所擔心的那種「不穩」來源。而連溫卿在1924年前往日本拜會當地社會主義者的舉動,不但正可視為島內社會主義者重謀再起之信號、更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更加深入台灣的前奏。當然,無論是當年山口小靜的返台,或者後來連溫卿的赴日,這種以個人之活動牽繫著運動整體發展的現象,反映了社會主義運動形成初期的實況。最後,誠如連溫卿在1924年便已所揭示的:由大陸而來的社會主義,也在此時逐漸形成了另一條「侵入的途徑」。而這條途徑與蔣渭水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另文探討了。[58]

2.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

連溫卿在1924年便意識到路線鬥爭──無產階級運動/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問題,蔣渭水則直到1927年文協分裂才意識到同樣的問題。1927年分裂之初,蔣渭水曾用「階級鬥爭/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或者「階級鬥爭/民族運動」區分兩條路線。由於其區分的基準是能否爭取更多的台灣人民參與運動,而「民族主義」就是實現爭取全部台灣人的最好的統一戰線之訴求。因此蔣渭水當時譴責階級鬥爭、支持「民族運動」。[59]但至後期,蔣渭水則以「階級運動(但明言不是階級鬥爭)/全民運動」來表述民眾黨自己的路線,並稱「我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主義,經濟上提倡勞資協調」。[60]蔣渭水的變化反映了他對左右翼重新結成統一戰線的渴求(當然當時的左翼也有這種要求),然而這一渴求尚未達成之前,他自己的陣營內部就先發生了分裂。

晚年的蔣渭水開始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概念。區別路線的基準則是此前並未成為焦點的「民主主義」。蔣渭水此時不談「民族主義」而使用「民主主義」的用意,顯然已經是把反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即將分裂而出的地方自治聯盟參與者──視為不可團結的對象了。

當1930年的蔣渭水以「民主主義」自許,並對立於連溫卿在1924年所已批判的「自由主義」路線時,並不僅僅是接受他在文章中引用到的布哈林之論斷,而是接受共產國際的敵我友分析。[61]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來,「自由」與「民主」之別,有時候是指資產階級內部的不同派別。有時候又指稱工人階級(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的差異。無論如何,「民主」二字總被賦予正面的意涵,「自由」二字則比較兩極。[62]而在共產國際分析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發生危機(尤其1927年)時,「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更成為論戰焦點。代表共產國際主流派的布哈林同反對派托洛茨基,針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能否同無產階級並居於「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之下而發生劇烈論爭。托洛茨基自始否定這個階級的革命性,布哈林則經歷了從部分肯定到完全否定的轉變。[63]

雖然1930年的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概念與分析方式,但他並未說明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還是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這也體現了蔣渭水政治立場的曖昧性。值得注意的是,同奉「民主主義」為口號的蔣渭水與共產主義者(特別是台灣共產黨,及其文協、農組),並未因著相同的口號而產生合作。可以說,此時舉起「民主主義」旗幟的蔣渭水,主要是向右(「自由主義」)區隔,而不是向左聯合。但既然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話語,應當承認,他為左翼之間的聯合保留了空間。

不過,當蔣渭水曖昧地以「民主主義」向右區隔於「自由主義」時,也不意味著這兩個概念處於同一基準。因為「民主主義」多指統一戰線的性質,「自由主義」則多指一個階級的屬性。「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概念來自於共產國際,是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革命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用語。共產國際最初曾以「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概念規定可以服從統一戰線之國民黨的階級屬性。[64]然而這個用語日後更常被表述為「民族資產階級」。

3.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

但無論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或者「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區分始終在「指涉部分資產階級以及指涉整體資產階級」之間擺盪:如果比較的對象是外國資產階級,本地的資產階級整體可能被籠統通稱為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比較的對象是本地某一部分的「反動」資產階級,則可能縮限民族資產階級的範圍於另一部分的「進步」資產階級。但是,「進步」與「反動」之間的區別又進一步在「部分或整體資產階級已然的實際政治表現以及未然的預期政治表現」之間擺盪:已然「進步」者,可能保持進步;一旦變為「反動」,則可能繼續反動;或者乾脆綜合「進步」與「反動」而稱某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有「兩面性」。[65]這一擺盪也導致作為階級分析之基礎的經濟分析(如果有的話)處於猶疑。

以上二重擺盪也曾出現於殖民地台灣,蔣渭水最為典型。如果真如蔣渭水在1930年所言,在他眼前所將出現的分裂是整個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兩條暗流的總對決,他理應在1927年或更早的時候就擺出對立的姿態。而不是在其他人(如連溫卿)展開對決之時,站到後來他所反對的陣營之中。但是,蔣渭水所體現的二重擺盪,卻又是一個逐漸縮小振幅並確定自我定位的擺盪。在這個縮小的過程中,蔣渭水選擇了更艱難的道路,一條愈發左傾的道路。

若與連溫卿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相比,蔣渭水的色彩始終曖昧。眾所皆知,在文協左右分裂時,雖然蔣渭水並未站在連溫卿的左側這邊,卻選擇了中派立場。直到文協右派最終選擇另外組建民眾黨時,蔣、連二人的政治聯繫才徹底撕裂。就連溫卿的立場而言,晚年的他,也許仍對蔣渭水有意見(比方蔣渭水個人的「決心」能否促成新台灣聯盟之誕生)。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將他們倆人推回相近的道路上。1929年,連溫卿遭到已被台灣共產黨所掌控的新文協開除,成為孑然一身的社會主義個體戶。1930年,蔣渭水也同當年的文協右派分手,民眾黨最終走上連溫卿當年所選擇的左傾路線。

蔣渭水死前數月,曾與陳逢源(1893~1982)等人在《台灣新民報》上發生論戰。陳逢源是1926至1927年間「中國改造論爭」的右翼代表,左翼主將則是許乃昌。當時的論爭,預示了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時過四年,右翼代表依然,左翼主將卻換成了蔣渭水。論戰的主題之一,就是蔣渭水對待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陳逢源(署名南都生)批評蔣渭水云:[66]

如果渭水君對於台灣解放運動的指導原理,已認定三民主義完全錯誤,非歸依於馬列主義不可,這亦是個人自由的志向,我也不必究改其宗了。然而他卻硬說「三民主義可以發展到馬列主義」這種極不透澈的理論……在來蔣君所信仰的三民主義假使有八分,而添上馬克斯主義二分,如今蔣君倒反信仰馬克斯主義八分,三民主義只剩二分了。

陳逢源的批評,無非是將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加以對立,而得出「八二開」或「二八開」的分析。關鍵卻在於,如果蔣渭水確實如此調和為之,也必然是其眼中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具有共性,從而才有調和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共性是什麼呢?這樣的共性是否正是蔣渭水一以貫之的信仰呢?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這麼寫道:[67]

……十年後的展望是越來越進展、深刻、尖銳化,會跳過許多墮落社會運動家的屍體,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吧。

非資本主義,並不意味著歷史的倒退也是一種選項。而是在進步的意義上,超克資本主義。而此正是社會主義。如果「非資本主義」就是蔣渭水所要追求的對象,誰能說,蔣渭水(乃至整個台灣社會運動)貫穿整個一九二零年代而逐漸明確的想法,不正是社會主義?

台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望。

──蔣渭水遺言,1931年


注釋

[1] 蔣渭水,〈十年後の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灣新民報》,第322號(1930,台北),18。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197~198。

[2] 群眾組織是相對於「指導」型組織而論的,比方島外的東京「新民會」。東京「新民會」雖然出現早於文協、延續時間也長(也達十年),卻是少數台籍菁英的內部團體。因此東京後來才出現以新民會為「指導」團體,其下另設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組織──東京台灣青年會。見: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25。

[3] 誠如台灣總督府編纂之《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觀察:「這些運動興起以來,……大體上,係以民族自覺主義為基調,組成聯合陣線,持續地集中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見:〈序說〉,收錄於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7。

[4] 蔣渭水引用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論述,集中於:蔣渭水,〈中國々民黨の歷史(十一)〉,《台灣民報》,第254號(1929,台北),第10版。中譯文可見: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540~541。

[5] 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用語,成對使用於文協分裂,首見於南京《中央日報》副刊《國際事情》,當時曾連載一篇題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署名「海東」的文章。見: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國際事情》,第18號,1928年5月25日,第3~4版;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第19號,1928年6月1日,第1~4版;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第20號,1928年6月8日,第3~4版。

[6]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407。本段在蔡培火、陳逢源、吳三連所加以改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寫。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1983),355。

[7]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80。

[8]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927,東京),12。

[9] 這種筆法,頗有《共產黨宣言》的遺風:「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

[10] 在農民爭議之外,連溫卿緊接著便談到工人的罷工鬥爭,「而工人方面,則有印刷工三百二十名的大罷業,自[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三日互相對峙,卒見成功。……」,但因此事發生於新台灣聯盟成立之後,故先略去。

[11] 蔣渭水.雪谷,〈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第67號(1925,東京),45。

[12]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2。

[13] 連溫卿云:「土著資產階級與支配階級之此種野合[八駿事件],終於刺激了民族主義者在台北組織政治結社。」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62。

[14] 蔣渭水,〈動搖時代の台灣〉,《台灣》,第3年第9號(1922,東京),47~49。

[15] 蔣渭水,〈動搖時代の台灣〉,《台灣》,第3年第9號,49。中譯文可見: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686~687。

[16] 「依照規約,新台灣聯盟的目的,在於『基於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共存共榮的原理,研究在台灣所反映的事實,必要時隨時發表演講為目的。』於是,屢次集合會員,研議有關政治問題。」「在當時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陣營,新台灣聯盟上述的結成原委,雖是相當進步的特異存在,但因時值一般人對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期待升高,輿論的動向也多支持,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傾向在本島當時的狀況下顯然尚未成熟,而可算是姐妹團體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又惹出了違反出版規則事件,乃陷於自然消滅的狀態,當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計畫形成,終於陷入有名無實的存在。」見: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9。

[17] 越無(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登載地不詳: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九十七回。

[18] 關於《新青年》的詳細介紹,可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1978),28~29。

[19] 當時有一位叫做黃逢霖(亞光,1901~1993)的學生,從台北寫信給曾為《新青年》同人的胡適(適之,1891~1962)云:「我自從會讀報章以來,和我做過精神上鼓勵切磨的好朋友的,可算是《新青年》,但是它短命中絕了,到本年[1923年]十月我才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圖書室裏重複遇見它,書面上現出一種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精神來,使我一腔愛護它的熱誠重複發現出來,以為有遠超現代的精神革命出版物做我們青年人的指導,本著奮鬥的精神,向我們黑暗無光、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努力!奮鬥!」引文見:〈黃逢霖致胡適(1923.11.17)〉,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0),220。黃逢霖是在台的大陸留學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陸續在中共以及中華蘇維埃擔任不少重要職務。從他的信件來看,《新青年》在台灣並非難以取得。而他所讀到的「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之《新青年》,則是在瞿秋白(1899~1935)指導下改組為季刊形式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1923.6.15發行第1期「共產國際號」)。其實,當《新青年》從內容到封面設計都「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胡適語)的時候,胡適就已對《新青年》路線頗表不快。此時直接在封面繪上「手執紅色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新青年》,則已完全同胡適無關。因此,黃逢霖給胡適的信,無疑是錯愛。但這封信卻也生動地為連溫卿所獲知的《新青年》傳聞作下註腳,同時說明了這份刊物的影響力。關於《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的考證,可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40~45。

[20] 〈新台灣聯盟宣言書〉:「過去數千年來。於政治社會經濟上之所謂特殊階級。因歐戰之影響。剝脫其假面。頓失其權威。一面如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等之思潮。有非使人人覺醒歸於平等自由不止之勢。磅礡汎瀾[泛濫]浸潤生殼。換著表象熱烈正義之自由衣。乘希望之風。而突進於煌煌烈烈世界最高之理想之時也。然其間多有橫行無視此崇高純真之思想者。急於維持自己之地盤。動輒蒙蔽人類之聰明。攪亂人類所欲進之前途。當此之時。使猶趦趄逡巡。日復一日。實非吾人之自棄而甘於退步歟。奚是吾人不揣僭越。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計。組織新台灣聯盟。而以嚴肅態度為之研究己耳。夫豈有他意也哉。」見:〈新台灣聯盟宣言書〉,《台灣》,第3年第9號,40。

[21]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1。

[22]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

[23]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407。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動。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338。

[24]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9。

[25]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

[26]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6~7。

[27]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4。

[28] 關於「マルクス研究會」的詳情,可參見:邱士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所明確提及者,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馬克思」替代「馬克斯」。見: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2。

[29] 「一方面在台灣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即有「馬克斯研究會」的組織,而為大正十二年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之先驅,然皆沒長命存立於世至今。」見: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2。

[30]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1954,台北),71。

[31]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2。

[32]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1972),350~351。

[33]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1。

[34] 比嘉春潮,《沖繩の歲月──自傳的回想から》(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102~104。

[35] 此處有誤,應為神官。

[36] 此處有誤,「大正四、五年」時,小靜才十五、六歲,尚未赴日認識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

[37]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

[38]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7~248。蔡式榖即列名其中。

[39] 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而加入「社會問題研究會」,尚不清楚。但他當時確實具有左傾思想。他在1923年5月住進長春的病院之後,便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退出飛行事業、登報言之,大有挑戰栽培他的日本當局之意。同年底,謝轉赴日本,12月3日拜訪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16日正式入社參與編輯;直到1924年5月25日才「退社回長春」。以上資料分見:〈謝氏罷飛行業〉,《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2日,第6版;〈謝文達君飛行界から隱退.今後は無產者の分相應な.工場の一職工一運轉手として働くと〉,《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2日,第7版;〈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13號(1923,東京),10;〈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1號(1924,東京),17;〈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10號(1924,東京),15。

[40] 蔣渭水.雪谷,〈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第67號(1925,東京),45。

[41]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4~5。

[42] 這份文獻的中文版由連溫卿所自譯。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1~122。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相關文獻,《台灣社會運動史》分別在「文化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兩章收錄其旨趣書。但「文化運動」章多收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規約」。見: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44~248;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4~5。

[43]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22~123。

[44]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81;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71。

[45] 〈新台灣聯盟の演說會中止〉,《台灣日日新報(日刊)》,1923年2月5日,第七版。

[46] 石煥長在1923年時身陷誹聞與醫療糾紛之中,關於誹聞可見:〈新台灣聯盟主幹新しがつてゐる娘との豔事から色消の裁判沙汰を起す〉,《台灣日日新報(日刊)》,1923年2月4日,第七版;〈石醫師之醜態〉,《台灣日日新報(日刊)》,1923年2月6日,第六版;關於石煥長醫療糾紛之事,則可見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後《台灣日日新報(日刊)》的系列報導,以及《台灣民報》為之叫屈的新聞。見:〈石煥長君被拘事件〉,《台灣民報》,第1卷第5號(1923,東京),5。

[47] 〈社會を改造する前に自己の頭腦を改造 せよと蔣渭水を戒吿せる峻烈なる檢察官の論吿〉,《台灣日日新報(日刊)》,1923年1月27日,第七版

[48]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249。

[49] 山川菊榮,《おんな二代の記》,353~354。

[50]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1、739。

[51]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28。

[52]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12。

[53]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233。

[54]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383。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改成:「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及日共山川派系連溫卿的牽制與蠱惑下,思想發生變化,行動也自難免有出軌的行跡。於是自然而然與由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形成對立。初時因總理林獻堂的權威與聲望,足以抑制雙方對立的激化,文化協會的活動還不致發生問題。及至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的時候,由於修改章程的提議成立,遂導致分裂的局面。」見:蔡培火、陳逢源、林伯壽、吳三連、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338。

[55]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出版,2007),432。

[56] 〈本社特設五問〉,《台灣民報》,第67號(1925,東京),53。

[57]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1。

[58] 目前的研究可參考:邱士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59] 可分見:〈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1927.5.1)〉、〈階級爭鬥與民族運動(1927.5.15)〉,以上均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23~124;131~134。據聞蔣渭水還曾將運動區分為「現實派(穩健份子)、理想派(急進份子)、折衷派」以及「賢人運動、大眾運動(民眾運動)」。以上分見〈解放運動的派別(1927.2.13)〉、〈民眾運動的過程(1927.5.1)〉,以上均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04~107;118~122。

[60] 可分見:〈我的主張(1927.7月以後)〉,以上均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25~130。《蔣渭水全集增訂版》將〈我的主張(1927.7月以後)〉判定為1927年3月,誤。按內文所述史實(提及民眾黨於七月成立),至少在7月之後。

[61]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是從引用布哈林的一段話中引申出「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的。但他只說引自布哈林,而未說明其出處。實際上,他所引用的是布哈林為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總會而擬的〈中國革命的諸問題(1927.5.39)〉決議。譯文與介紹可見: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4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179~190、566~567。

[62] 如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1851~1852)〉,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列寧,〈紀念赫爾岑(1912)〉、〈兩種烏托邦(1912)〉、〈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

[63] 關於兩人的爭論,可詳見:孫武霞、許俊基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在扥洛茨基為伊羅生(Harold R.Isaacs, 1910~1986)所寫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序言中,把俄國革命中的「自由資產階級」與中國革命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做了類比。同時也把無產階級政黨同自由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能否在「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下合作進行討論。見:托洛茨基,〈導言〉,收錄於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國革命的悲劇》(上海:嚮導書局,1947),37~50。本書中譯本實出版於1950年的香港。

[64] 這個概念的使用可見共產國際確立國共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台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76,

[65] 德國學者羅梅君有類似的觀察。她指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階級分析與被分析的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實際作為有關,而這一作為又主要體現於對外關係上。她認為,中共「鑒於國民黨投降妥協的立場而稱之為落後力量,這樣,共產黨人實際是把外交行為當作確定社會性質的標準了。與在歐洲通常可見的詞彙應用不同,這裡的『進步』和『倒退』概念主要不是從內政方面定義的範疇。」羅梅君更總結認為,「毛[澤東]在區別賣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時,考慮較多的也是他們的政治行為而不是諸如與外國資本的聯繫等經濟標準。」以上引文見: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篡──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130

[66] 南都生,〈討究蔣渭水君的理論的重大矛盾〉,《台灣新民報》,第358號(1931,台北),5。

[67] 蔣渭水,〈十年後の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灣新民報》,第322號,18。譯文引自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198。

[68] 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編纂者眼中,與文協有直接關係的結社是:(1)新台灣聯盟、(2)被禁止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台北)、(3)現在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東京)、(4)社會問題研究會、(5)台灣雜誌社。本文認可這樣的分類,唯此處略去地處東京並以刊物發行為主的台灣雜誌社,並略去後來在東京申請成功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下所列之主要資訊,除特別另外注釋者外,俱來自:〈文化協會員の各種結社關係〉,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160~165。《台灣社會運動史》另外編纂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係主要の各種結社關係〉一表,內容大體與〈文化協會員の各種結社關係〉相同,唯將「社會問題研究會」寫為「時事問題研究會」則誤。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係主要の各種結社關係〉,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337~340。

[69] 文協創立時,按〈會則〉,未有「專務理事」的設置,只有次於總理、協理的「理事」一職(若干名)。修改〈會則〉後,則於總理、協理之下設置「專任理事」(一名),以「輔佐總理協理擔任一切會務」,是會內排名第三的職務。見:〈台灣文化協會會則〉,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140~141;〈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創立第三年度第一回報告)〉,《台灣民報》,第2卷第4號(1924,東京),14~16。

[70] 「組織上之規則是由連溫卿提出,曾在艋舺徐慶祥家加以修改,並據此招募會員,……」,見: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1953,台北),68。

[71] 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7。

[72] 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80~81。中、日文兩種宣言書,分別載於〈新台灣聯盟の出現!〉,《台灣》,第3年第8號(1922,東京),67~68;〈新台灣聯盟之出現〉,《台灣》,第3年第9號,39~41。後者為前者之漢譯;但前者多收錄了新台灣聯盟的規約。兩篇宣言書均附有「錫」的同文異譯介紹,「錫」即王敏川。此外,《台灣政治運動史》所收錄的宣言,與《台灣》所收錄者不同。

[73] 此為正式向總督府當局提出申請的時間,但旋於2月2日被駁回。

[74]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71。

[75] 若據〈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則〉,會務由二名「專務理事」所總理,並無「主幹者」之職稱。然而總督府禁止台北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命令書,卻以僅任「理事」職的石煥長為對象而發出,並謂之「主幹者」。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160、356~357。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至東京再建之後,首次選出的「專務理事」則有五名。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の成立〉,《台灣》,第4年第3號(1923,東京),80。

[76] 連溫卿,〈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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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言若

十二月 31, 2009 於 2:1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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