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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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溫卿研究]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邱士杰):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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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06。

[2] 可分見:〈共同戰線の問題〉,《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第十版;〈須要統一共同戰線。民眾黨文協農組的合作如何?〉,《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第二版;〈各派の戰線統一。農組が提議する〉,《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第十版;〈共同戰線的問題。各宜平心考慮〉,《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第二版;東京林外僧〈「共同戰線」聯結に對する考察〉,《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第十二版;彰化言午氏〈台灣社會運動團體合作問題的愚見〉,《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第八版。

[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17~118。

[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18。

[5] 〈[社說]進出政治鬥爭〉,《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1928,東京),頁2。

[6] 〈[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1928,東京),頁3。引文中的黑體字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7] 可參見:陳芳明,〈《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收錄於氏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202~205。

[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17。

[9] 〈[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頁4。

[10]〈[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頁4。

[1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7。

[12]《台灣大眾時報》第3號所登載的這兩篇文章有很濃厚的「方向轉換論」色彩。該報屢屢出現的「方向轉換」一語以及作為「方向轉換論」核心內容的「走向大眾」與「走向政治鬥爭」就是明證。「方向轉換論」來自於山川均〈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1922年7月)一文,這是日本共產黨為了呼應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路線而要求山川所寫的文章。雖說這篇文章同時代表了日共與山川均在建黨初期的共同觀點,但在山川均與日共分道揚鑣之後(特別是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後),「方向轉換論」也就成為日共所清算之山川路線的錯誤根源。因此《台灣大眾時報》重提「方向轉換論」可以視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所共享的某些理論資源的再現。但是,如果認為重提「方向轉換論」正是《台灣大眾時報》親近山川均路線的象徵,那末提出「新政黨組織」的《台灣大眾時報》就更不可能與共產黨有關。因為當時的山川已遭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批判了。關於「方向轉換論」與日共的關係,可見日共領導人市川正一自己的說法,見:市川正一,《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北京:世界知識社,1954),頁48~49。

[13] 可分見:〈上海被捕學生押回了〉,《台灣大眾時報》第4號(1928,東京),12;〈上海的台灣青年又被捕〉,《台灣大眾時報》第5號(1928,東京),頁7。

[14] 海東,〈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第19號,1928年6月1日,第3版。

[15] 〈台湾共産党検挙の概要〉,收錄於山辺健太郎解說,《台湾(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252~253。

[1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2~13。

[17]〈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紀錄〉,收錄於「在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產黨檢舉ノ概要》(1928.5.26),收錄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185100(第41頁影像)、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台湾共産党関係(I.4.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9。

[1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8~19。

[2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34。

[2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80。

[22] 共產國際成立之後的統一戰線戰略史有相當規模的研究積累,本文敘述該戰略史的發展過程時,參考了下列論文(在後續敘述中,本文將不再詳注出處):[蘇]Ф.Н.菲爾索夫,〈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策略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摘錄),《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4輯(1985,北京),221~243;宋洪訓,〈共產國際歷史上的兩次策略轉變〉,《國際共運史研究》第1輯(1987,北京),26~44;程玉海,〈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策略演進的曲折性及其原因〉,《國際共運史研究》第2輯(1987,北京),67~79;許可成、孔寒冰,〈從「工人政府」口號到「工農政府」口號──共產國際前五年策略思想的兩次轉變〉,《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1988,北京),1~19;李忠杰,〈評共產國際對中派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1988,北京),20~37;[蘇]Ф.Н.菲爾索夫,〈關於1921-1924年統一戰線策略的問題〉,《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1988,北京),221~243;[蘇]阿‧鮑‧列茲尼科夫,〈共產國際第五、六、七次代表大會對東方政策的進一步制定(摘譯)〉,《國際共運史研究》第5輯(1988,北京),179~200。

[23]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論述,參見: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摘自關於1871年9月24日倫敦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871),以上均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2、125~126。

[24] 關於日本無產政黨的發展史,可參見:蕉農(宋斐如),〈日本無産政黨研究〉,收錄於氏著、深圳台盟編,《宋斐如文集》,卷3(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頁753~824。本文原發表於《新東方》第1卷第11、12期(1930,北京)。

[25]《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判斷如下:「在台北左翼青年群眾間夙有聲望的連溫卿,感到在文化協會內部統一與強化以前,有被民眾黨奪去勞工階級指導地位之危險,遂急忙準備統一文化協會指導下的勞動運動。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先投入全島機械工會的統一工作……」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99~100。

[26] 這個過程可參見:〈全島四十勞働團體代表,於三日會集蓬萊閣,努力統一全島勞働運動!〉,《台灣大眾時報》,第8號(1928,東京),頁6~7;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81~188。

[27] 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187。連溫卿與《台灣社會運動史》都認為連溫卿與「全島勞動運動統一同盟」間存在對立。因此認為前者領導後者之成立的看法,顯然有誤。比方:陳芳明,〈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建立〉,收錄於氏著,《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頁75。

[2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11~112;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187。

[2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10。

[3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1~122。

[31] 此綱領全文及其版本與傳佈過程可參見:山辺健太郎解說,《社会主義運動(一)》(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頁xxix-xxx、lxi;84~95。此書所收「一九二七年綱領」是綱領定案後於1928年發表於《マルクス主義》3月號的版本,發表時內容多伏字,並有部分文字遭竄改。全文考證版可見:村田陽一編訳,《資料集。初期日本共産党とコミンテルン》(東京:大月書店,1993),頁194~225、375~378。

[32] 以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與「山川主義•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兩派對立之見解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12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331。

[3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1~124。

[34]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花了很大篇幅討論各種福本主義的現象與概念,比方「理論鬥爭」、「分離結合」。

[35] 當時(以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為代表)指控楊逵等人是托派的理由,是認為他們主張台灣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無需先經過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並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將農民混同於無産階級所導致的理論混亂。雖然排除了楊逵的農組是最早接受台共指導的團體。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農組往往被視為主張社會主義革命或者過分突出農民作用的代表。1930年由農組首先提出「文協解消論」之後,反對文協解消論的謝雪紅等人指控農組裡頭有「民粹派」(the “Narodnik” school)。需注意,民粹派乃十九世紀下半期出現在俄國的農民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主張俄國可以依靠農村傳統的農村公社(mir)跨越資本主義而進入社會主義。為此,以列寧為首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極力論證資本主義已在俄國取得一瀉千里的發展並使村社消滅。以上,關於農組的「社會主義革命傾向」、「托洛茨基派」,以及誤解農民為無産階級的文獻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31~32、61~6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1~125。關於謝雪紅一派的指控可見:“The Culture Association of Formosa,”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pp.495-501.

[36]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關於連溫卿與「福本主義」關係的論證集中於〈勞動運動對策提綱〉,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39~41。不過,為何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當時臺灣的「福本主義者」是王敏川?以親歷那段歷史的蘇新來說,他就認為,「王敏川一派傾向於福本主義,連溫卿一派傾向於山川主義。當時福本主義支配著日本共產黨,是極左派,他們認為山川主義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台灣文協的上大派也認為連溫卿一派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蘇新的說明其實弄混了一些在不同時間順序上出現的事情。日共在「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前與之後都批判過山川均及其所代表的路線,也就是兩次打擊。「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前,改以「福本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日共所打擊的山川均路線被稱為「山川主義」。「一九二七年綱領」之後,日共雖然同時批判「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但主要在克服作為當下之問題的前者。到了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之後,日共再次打擊並大力打擊的山川均路線則被稱為「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就蘇新透過日共與山川均之間的矛盾來把握問題而言,是對的;但兩者之間不可能存在「福本主義」時期的日共打擊「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之山川均的狀況。也因此,雖然蘇新給王敏川帶上一頂「福本主義」帽子是錯的,但就蘇新認為王敏川執行日共路線從而打擊連溫卿而言,蘇新的見解實際上正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判斷相同。實際上,從王敏川在文協分裂之後與台共合作無間的狀況來看,把一個先後被日共與台共所批判的「福本主義」扣在王敏川頭上,實不合理。從楊克煌稱王敏川為「老革命家」,卻把連溫卿稱為「某氏」,也可部分體現台共對於王敏川的溫情與敬意。以上分見:蘇新,〈連溫卿與台灣文化協會〉,收錄於氏著,《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頁103;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頁104、162。

[3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45。

[38] 可見台共1929年「二月指令」:〈勞工階級的階級性結成與黨的任務〉,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24。

[39] 據〈農民問題對策〉文末所記「第十一次革命紀念前七日」所示,該文應完成於十月三十一日前後。見:〈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42。

[40]〈農民問題對策〉認為連溫卿是「反革命」、「機會主義者」、「投資主義者」、「逃避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陰謀分裂主義者」,以及「黃色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的策略。市川正一則更把連溫卿視為「山川的落胤[私生子]」。以上分見:〈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39;市川正一,〈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05。

[41] 1929年1月7日,日共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發表〈台灣○○黨彈壓的重大意義〉(署名「一台灣人」,寫作日期1928.12.27)一文,該文公開談及「台灣○○[共產]黨」的存在,並大肆攻擊連溫卿。又過了一個月,台共二月指令〈勞工階級的階級性與黨的任務〉傳回島內,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稱,二月指令之前還曾有一個十一月指令,但因島內謝雪紅拒絕接受而退回重擬。而林木順依據二月指令要旨而以「林先烈」的筆名在《馬克思主義》上發表〈台灣的勞動組合統一運動與左翼的黨前任務〉與〈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兩篇文章。以上分見:一台灣人,(台湾○○党彈壓の重大なる意義〉,《無產者新聞》,1929年1月7日,第4版。林先烈,〈台灣に於ける勞動組合統一運動と左翼當面の任務〉,《マルクス主義》第55號(1929.3,東京)以及林先烈,〈: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についての訂正と補足〉,《マルクス主義》第56號(1929.4,東京)。但筆者目前所見此二全文收錄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1282~1288。

[42]〈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35。

[43] 林先烈,〈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33。

[44] 林先烈,〈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33。日共領導人志賀義雄曾指出,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具有同質性:「自「二七年綱領」以來,山川的傾向被稱為解黨主義,福本的傾向被稱為宗派主義。然而如果把兩者加以形式邏輯的分割,認為前者沒有宗派主義的傾向,後者沒有解黨主義的傾向,便錯誤了。」「堺、山川、荒畑的解黨主義,是把黨限於百分之百的革命家的宗派,使它跟在群眾的自然成長的組織之後加以操縱的辦法。反之,福本的傾向,是由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知識份子站在群眾的自然成長的組織前面而加以指導的辦法。在拒絕把黨造成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這一點上,還是重覆了前者的傾向。總之,前者由形式看來是解黨主義,由內容看來是宗派主義。反之,後者由形式看來是宗派主義,由內容看來是解黨主義。」見:志賀義雄著、張銘三譯,《日本革命史上的人物》(北京:學習書店,1951),頁66~67。

[45] 目前關於台共工會路線的研究有一種奇特而且矛盾的錯誤解釋。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把林木順在《馬克思主義》雜誌發表的第二篇文章解釋成林木順放棄了「左翼總工會優先結成」論,並認為林木順的「放棄」說明了他承認島內中央的權威。但如本文正文所述,林木順的第二篇文章恰恰是繼續堅持他的「左翼總工會優先結成」論,因此陳芳明完全讀反了林木順的第二篇文章。而且林木順在第二篇文章之中還批判了島內台共機關云:「台灣的同志時常會云權威。但是絕不可隱匿自己的錯誤而在大眾面前虛張聲勢。那樣既無權威亦無什麼。要經常自我批判、討論新意見,如果發現錯誤則迅速公然承認其錯誤、清算錯誤,重新按照正確方針行動,這就證明黨對勞工階級的誠實與忠實。只有如此嚴肅認真忠實的行動,黨始能在勞動者階級間保持莊嚴、權威。我們要斷然與使黨石化、無力化的官僚主義傾向鬥爭。」如果當時的島內機關確實如陳芳明所說由謝雪紅主持,那末林木順的上述嚴厲批評反而恰恰是針對謝雪紅而來。而且,如果考慮到林木順在1928年10月以「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島內發出〈農民問題對策〉之指令,就不能簡單地認為林木順會輕易「尊重」島內機關的意見,而必須考慮林木順當時可能有把共產國際乃至日共的路線轉變貫徹到台灣島內的意圖。以上分見: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全新增訂版)》(台北:麥田出版,2009),95~100;林先烈,〈關於台灣勞動組合統一問題之修訂與補充〉,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33;〈農民問題對策〉,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42。。

[46]「及至台灣共產黨的勢力波及於組合,當時的黨的方針需要結合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及其他左傾各勢力,以建立合法的無產大眾黨,為求其實現,於各地進行建立共同的宣傳,終於以臨時協議會的形式,使其具體化。」以上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18~119。

[4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06、126。

[4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4~125。

[4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16~117。

[50]「新黨」就是指日本的「新黨組織準備會」。

[5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27~128。

[5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144。

[53] 陳來旺,〈台湾の党に関する状況〉,收錄於山辺健太郎解說,《台湾(二)》,頁164。

[5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頁104。

[55] 比方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死在基隆碼頭的渡邊政之輔就可能是為了包含這一戰略在內的問題而來台灣。但是,既然東京的「台共中央」可以在一九二八年底與二九年初將一系列指示傳回台灣,兩地間的聯繫恐怕也不是立即斷絕。

[5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20。

[5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22。

[5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23。

[59]「促進大眾黨的實現」是九條議案中沒有被臨監警察禁審者。但因沒有審議結果留存從而無法知曉當時如何決議文協與「大眾黨」之間的關係。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5。

[6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5~336。

[61] 1931年的文協曾定義「行動綱領」是「因應每一時每一刻的重要方針,故需於最短期間內制定。」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71。

[62] 關於這個過程的介紹可詳見:蕉農(宋斐如),〈日本無産政黨研究〉,收錄於氏著、深圳台盟編,《宋斐如文集》,卷3,頁797。

[6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268。

[6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280。

[65] 以1931年台共所指導的文協機關報《新台灣大眾時報》來說,就認為文協在1927年至1929年間被文協幹部與一般大眾「看做指導台灣左翼的政黨」,甚至因為模仿日本勞動農民黨而呈現出「大眾黨的指導形態」。見〈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新台灣大眾時報》第2卷第1號(1931,東京),頁21。

[6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8。

[67] 日語中的「勞動者」就是中文所謂的「僱傭勞動者」、「工人」,或「無產者」。

[68] 勞動農民黨綱領及政策可參見:〈日本無產政黨的陣容(一)〉,《台灣民報》,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第8版。

[69] 可參考:蕉農(宋斐如),〈日本無産政黨研究〉,收錄於氏著、深圳台盟編,《宋斐如文集》,卷3,頁808。

[7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33。

[71]〈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新台灣大眾時報》第2卷第1號,頁31。

[72] 所謂「『大眾黨』的組織消聲匿跡」應如何理解?如果理解為全台灣社會運動中已沒有「大眾黨」的組織運動,就不能說明文協「三大」為何還把「促進大眾黨的實現」列為議案。故應理解為「將文協改組為大眾黨的活動消聲匿跡」才合理。也因此,台共黨團與固定綱領支持者之間的爭論,應視為「反對文協改組為大眾黨,文協不應具有政黨性質」與「反對文協改組為大眾黨,但文協仍具政黨性質」之間的爭論。──但須注意,「『大眾黨』的組織消聲匿跡」乃是《新台彎大眾時報》日後的講法,未必是文協「三大」時的實際狀況。

[73] 但從史料來看,除了否定文協改組為「大眾黨」之外,還沒看到否定「大眾黨」議案的。

[7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動運動、右翼運動」,頁106~107。也許正是根據這條史料,因此黃(陳)旺成編纂《台灣省通志搞》,卷九「革命志抗日篇」的時候,稱該聯合會接受王萬得指導。連溫卿晚年則氣憤地指出:「陳旺成在其『抗日篇』謂台灣機械工聯合會接受王萬得之指導,我不知陳之根據為何,若陳本人親為王萬得之代辦人,或有其事也未可知。不然,此說係天下之大謊,恐貽誤於後人,故順便在此明白之。」連溫卿並指出,雖因該工會與文協都追求「以階級鬥爭為無產者之解放,被壓迫民族之解放」而有共通之處,「然而,由於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文協等欲利用組合主義者以利自己的行動,竟發生彼此乖離,終發生台北特別支部的改造,而聯合會則斷然拒絕再與文協進行聯繫。」由於1929年後的文協已為台共所滲透,而台共打擊連溫卿派的方式之一就是取消連溫卿勢力之所在的文協「台北特別支部」,因此連溫卿上面這段話頗有暗示機械工會聯合會並未被台共所掌握的意味。假使台共並未掌握這個由連溫卿一手創立的工會,而且該工會「二大」確實通過「促進大眾黨實現案」,那末王萬得與謝雪紅出席該工會的「二大」的動機與作用就很值得探究了。見: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220、295~296。

[75] “The Situ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P of Formosa.”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291-292.

[76] “The Situat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P of Formosa.”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292-297.

[77] “Supplementary Notes by Ong Ding Chuan..”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303.「Ong Ding Chuan」即「翁定川」,翁澤生的化名。

[78] “Доклад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партии Тайваня,” in Тертщкий К. М &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344-348. 這份檔案是該書所收錄共產國際台灣檔案中最後一次以「Mass Party」翻譯「大眾黨」者,此後所出現的「Mass Party」都是指台灣民眾黨。雖然可能是譯者不同所致,但也可能反映了民眾黨終於與台共眼中的「大眾黨」沒有差別,因為台共此時對「大眾黨」的態度轉向了反面。

[79] 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頁154~157。

[8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頁221。

[81]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會則〉第一章第二條規定,「本會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191。

[82] 連溫卿,〈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第138號(1927,東京),頁12。

[83] 沫雲,〈沙上の文化運動〉,《台灣》第5年第2號(1924,東京),頁37。

[84] 比方,晚年的連溫卿曾將「Lumpen Proletarier」(今譯「流氓無産階級」)翻譯為「浮游大眾」,這可體現「無産階級」與「大眾」在他眼中的聯繫。見: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26。

[85] 吳冷西,《十年論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10。周恩來的這段談話後來在公開的報刊上得到如下表述:「例如斯大林曾經有過這樣的公式:在各種不同的革命時期,基本的打擊方向是使那個時候的中間的社會政治力量陷於孤立。對於斯大林這個公式,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有分別地看待它。在某種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可以是正確的。但是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都是正確的。按照我們的經驗,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對於中間勢力,則應該採用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並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它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於革命的發展。」見:人民日報編輯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北京),1956年4月5日,第1版。

[86] 由於連溫卿曾於1924年首次前往日本時,曾拜訪山川均夫婦,因此連溫卿的政治傾向常常同山川均聯繫起來。又因為山川均與連溫卿分別被日共與台共打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山川確實在戰後參與了日本社會黨的建設,因此,把山川乃至連溫卿兩人(的一生)簡單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或者鐵板一塊的整體就變成最現成的解答。但這種成見是很危險的。因為:(1)雖然山川均或堺利彥等日共創黨領導人後來紛紛與日本共產黨決裂,但這些領導人在日共創黨初期就代表著日本共產黨。因此不能脫離日共的組織運動脈絡去理解連溫卿與山川均等人的接觸,不能把當時的山川均視為一個與日共無關的存在。(2)連溫卿本人的思想很複雜。他在1924年東京街頭遭遇五一節遊行隊伍時所產生的感想正能體現這種複雜性:一方面是共產主義(以布爾什維主義為代表)、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都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働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働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見:越無[連溫卿]著,〈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1924),第三十六回。連溫卿對於「黑旗」的感動體現了他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這種傾向貫穿其一生。其實,證明連溫卿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現象還有不少。(1)從組織上來看,連溫卿與無政府主義者胡柳生等人所組織的「自由勞動者聯盟」就有一個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名稱(「自由勞動」)。此外,連溫卿以「機械工會」為對象而組織工會的方式,則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以「機器工會」為對象而組織「行業別」工會的方式相同,從而迥異於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產業別」工會。請參見: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166~173、181~188、235~220;黃藝博,〈無政府主義者在廣州搞工會運動回憶〉,收錄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中國無政府主義資料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2),507~521;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937~939。(2)從活動上來看,連溫卿則始終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而且畢生未曾與無政府主義者斷絕交往。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於四零年代旅台期間,曾與連溫卿有密切來往;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台之後,亦曾為連溫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裡,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溫卿(且只有此二人)並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啟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了。見:向井孝著,《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1974),157~159;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1~2;若林正丈,〈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1號(1978,東京),165。然而連溫卿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也是存在的。關於連溫卿承認馬克思主義有效性的論述,可見:越無[連溫卿]著,〈蠹魚的旅行日記〉,第七十五、七十六回。

[87] 連溫卿著,林勞歸[林書揚]譯,〈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台灣風物》第36卷第1期(1986,台北),76。

[88] 連溫卿著,《台灣政治運動史》,頁192。

[89] 李立三曾指出,「當時毛澤東同志有這樣的意見,以為國民黨已經死了,應該建立一個新的黨──就是工農的黨,但當時很少注意這個意見。」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2.1),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2。

[90] 這個問題其實還牽涉到俄國革命中所提出的、工人與農民能否同時掌握一個政權(即「工農民主專政」)的問題。這是一個與「無産階級專政」相對立的問題。

[91] 關於「國民革命」、「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關係,可參考:邱士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92] 分見: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收錄於蕭友山、徐瓊二著,陳平景譯,《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28~33;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頁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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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言若

十二月 28, 2010 於 4:2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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