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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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溫卿研究]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邱士杰):第五節、聯繫共產國際遠東局之後: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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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聯繫共產國際遠東局之後: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戰略的批判

林日高正是台共黨內最早針對「大眾黨」問題提出批判的人。林日高於1930年4月離開台灣並於5月與上海的台共黨員翁澤生碰頭,然後寫下一份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島內形勢與黨組織發展的報告。在題為〈台灣共產黨活動情況〉的報告中,林日高著重批判了台共自建黨會議以來所採取的三條機會主義路線:過高估計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台灣民眾黨(People’s Party)的革命性、過分強調左右工會聯合而忽略左翼工會首先統一、錯誤決定組建「一個大眾黨」(a Mass Party)。[75]

關於左翼工會統一問題,林日高的見解基本上與林木順發表在《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的論點相同。此處暫且略過。林日高認為:「大眾黨」是為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而產生的產物(如圖一定義C所示),既然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並已經組建民眾黨,決議組織「一個大眾黨」就成為矛盾(an antagonistic point)。他認為此舉不但放棄以工農為黨的基礎,也過高估計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意義,「大眾黨」戰略因此造成台共發展的實際障礙。

林日高指出:意圖「使共產黨在大眾黨內而合法化」的戰略已被島內中央所糾正,但合法主義的傾向仍然無法消除。而在島內黨組織的指令傳達出現上情無法下達、下情也無法上達的狀況下,島內中央反對「大眾黨」的決定與原因無法為底層組織所了解。[76]

翁澤生的補充意見則云,林日高把「大眾黨」理解成以民族資產階級為對象的統一戰線組織是對「一九二八年綱領」的誤解,同時也沒有表達出他們日常討論的見解,即:雖然蔣渭水與林獻堂分別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與紳士,但民眾黨並非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party),而是地主、資本家,與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集團(bloc)。當年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所提出的民眾黨對策乃是要加速促使小資產階級從民眾黨分化而出,並形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大眾黨」。[77]

翁澤生的說明基本上正確闡述了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大眾黨」戰略。(試比較圖一的定義A與定義E),但僅如此。同年10月20日,一份據推測為翁澤生與潘欽信(?~1951)共同完稿的報告正式對「大眾黨」戰略表態。該報告指出,台共在建黨初期確實同時需要「大眾黨」與共產黨。但在資產階級反動之後便應放棄「大眾黨」。可是島內的黨卻是在聽到共產國際的決議之後才放棄,因此體現了黨內存在非常濃厚的合法主義意識型態。該報告批評云,「當時,大眾黨的組織幾乎變成了黨的中心任務。對於某些同志來說,組織大眾黨似乎比組織[共產]黨還重要。這是取消主義的傾向。」[78]

誰是「某些同志」?此事並不好猜測,至少當時在島內領導工作的謝雪紅後來被捕時認為「大眾黨」戰略錯了。不過親近謝雪紅的楊克煌後來則給予這一戰略既肯定又批判的評價;就像上面那份報告那樣。[79]

林日高、翁澤生,與潘欽信所提出的報告可以歸納出幾點:(1)台共黨內對於大眾黨之階級基礎的認識似乎很混亂。(2)「大眾黨」曾一度成為黨的中心任務,並有某些同志熱於其中。(3)島內台共中央至少在林日高離台之前便已放棄「大眾黨」戰略,具體時間不明。(4)即便島內中央放棄該戰略,卻無法貫徹實行。

以上幾點對於了解台共「大眾黨」戰略雖有很大價值,但若他們能說明島內台共「大眾黨」戰略從執行到放棄的時間點、說明台共與其他團體之間的關係,就能說明更多事情。此外,雖然他們的報告可以部分地了解台共內部關於「大眾黨」戰略的想法,卻絲毫沒有提及黨外勢力如何思考「大眾黨」戰略,這是最可惜的缺陷。

如果台共以外的勢力想要組織「大眾黨」,也不意外。一方面,自1927年左右分裂以來,台灣社會運動中始終存在著重新聯合的主張。另一方面,既然「大眾黨」在日本原來就不是日共指導下的「勞動農民黨」所獨攬之物,那末台灣當然也可能存在非共產黨的、以「大眾黨」的實現為目標的願望與勢力。(從這一可能性出發,當年《台灣大眾時報》的「新政黨組織」也可能是文協獨立產生的想法!)台共所反對的固定綱領之所以能在文協「三大」通過,就反映了「大眾黨」戰略的傾向或傾向的餘緒在台共黨外也存在。民眾黨「三大」的「大眾黨」傾向更明顯。雖然民眾黨很早就宣稱自己是共同戰線黨,但民眾黨「三大」所秘密頒佈的大會宣言(寫於1929.10.17)更重新以「大眾黨」的概念宣示民眾黨應「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並視之為「本黨唯一的希望。」[80]

由於台共黨外也有組織「大眾黨」的傾向,無論台共是否已然接受共產國際「六大」反對兩黨論的指示,都必須在順勢而為與逆流抵制之間進行選擇;但無論台共如何選擇,產生於台共黨外的「大眾黨」之傾向都未必因此而更好、更糟、更長,或短。「順勢而為」可能並不為台共所陌生。如果王敏川‧農組「幹部派」同連溫卿‧楊逵之間的矛盾不是台共指導下的結果,就將是台共順勢批判連溫卿的媒介。但「逆流抵制」更能說明前述「雙重傾向」出現的原因。從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把文協(而非自視為「大眾黨」的民眾黨)視為「大眾黨」母體,就顯示台共絕非無條件的順勢而為。因此,台共之所以反對文協通過「固定綱領」,或許也是台共逆流抵制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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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言若

十二月 28, 2010 於 4:0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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