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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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溫卿研究]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邱士杰):第二節、共產黨與「大眾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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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共產黨與「大眾黨」的關係


(一)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制定過程中的「大眾黨」主張

如前所述,「新政黨組織」不可能指台灣共產黨;名稱叫做「台灣大眾黨」的黨也當然不可能是台灣共產黨。不過,無論「新政黨組織」、「台灣大眾黨」,或者兩者之間的關係,都不可能撇開台灣共產黨而獨立說明。雖然不能簡單看成時間先後的問題,但台共確實在時序上處在最早的位置:

1928年4月15日 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所提出計畫,詳見後文)
1928年5月18日發表 《台灣大眾時報》的〈進出政治鬥爭〉與〈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 提出「新政黨組織」計畫
1928年5月18日完成

(同月25日開始連載)

《國際事情》的〈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 提出「台灣大眾黨」計畫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研究視角與時間必須提前到「新政黨組織」與「台灣大眾黨」的口號之前,提前到1928年4月15日上海霞飛路金神父照相館樓上所召開的台灣共產黨建黨會議之上。

台共建黨會議的重點是通過黨的各項綱領。雖然關於台共各項綱領的起草、翻譯,以及版本,是迄今仍須探究的問題。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綱領並未在建黨會議上引起太多爭論。(這點可能反映了建黨會議前的準備夠充分)。即便是會議前已讀過台共諸綱領的中共代表「彭榮」,他所提出的意見也相當保守;彭榮只把工人運動草案帶回審議,對於其餘綱領的意見則幾乎只涉及字句用語是否足以精確到不違背共產黨的原則。 [15]但是,恰恰在「彭榮」所沒有意見的問題上,參與建黨的台共代表之間產生爭論。《台灣社會運動史》指出:

政治綱領、組織綱領,大體上按原案通過。但對有關大眾黨的組織略有異議。本問題在準備會亦曾被提出討論,雖決定採取利用大眾黨的方針,但對諸如利用大眾黨是否該利用民眾黨、抑或以文化協會、或者農民組合為中心重新予以組織;或即令以文化協會為中心,究應完全利用原有文協、農組呢,抑或派同志進入工會、農組等積極活動,或讓積極份子加入文化協會,俟時機一到改組文化協會為大眾黨等;頗有爭論。上述方案經提大會討論後,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為中心,將積極份子揪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後將文化協會改組為大眾黨這一方案被採擇。[16]

據資料更原始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所編《秘密結社台灣共產黨檢舉之概要》(1928.5.26)所示,「大眾黨」乃是林木順的提案。該史料指出:「A案」認為要以「文協、左派工會農會及右派的進步份子」組織大眾黨;「B案」贊同「A案」,但則認為要透過「工會、文協、農民組合的進步份子」來組織。「A案」所說的「右派的進步份子」可能就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民眾黨。此二案其實差異不大,而且都沒有說明應該怎麼落實。唯一關鍵的差異在於「A案」把「右派的進步份子」也視為可能爭取的對象。

於是中共代表「彭榮」提出了折衷方案,也就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為中心,將積極份子揪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後將文化協會改組」。「彭榮」的「中央案」以五票贊成及兩票反對而通過。此外,這份日譯手抄檔案的頁面空白處還記下一段話:「一種是中央案,另外的是A、B案,A是翁[澤生]?」從疑問的語氣來看,可能是抄譯本文的日本領事館人員所記。[17]

台共顯然意圖透過以「兩黨論」為本質的「大眾黨」戰略介入台灣既存社會運動或台灣的「政治」。而且中共中央代表「彭榮」不但沒有因為「中國黨」在1927年慘遭「兩黨論」──即國共黨內合作──所害而直接否定林木順的提案,還提出具體方法。此既顯示了「彭榮」謹慎的一面,也顯示了當時的中共可能並未徹底否定「兩黨論」。

在台共諸綱領中,這一策略的具體表述如下:其一,共產黨需要與黨外大眾團體進行非法與合法相搭配的鬥爭:

……在黨組織中,斷不可將非法性活動與合法性活動分裂行事。也不可將工會及其他大眾團體的合法性鬥爭,放任由其他團體自行推動,而黨僅實行非法性活動。工會、農會及其他大眾團體的合法性活動亦為黨的活動。但黨必須以獨立性組織與動,引導為建設當面利益而推行的合法性大眾鬥爭。[18]

其二:共產黨與黨外大眾團體──特別是「大眾黨」──的性質不同;

黨乃為實現無產階級歷史性使命的無產階級前衛組織,故不論在政治方面、組織方面,都必須是一切納入組織體下的政治結社。且必須是以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武裝,在第三國際政綱下結合的政治結社。因此,黨與工會或大眾黨並不相同。……黨能把廣泛的一般大眾及大眾團體爭取到它的指導之下。但黨的獨立組織與活動,絕不是將大眾團體內的黨從大眾團體割離出來,也不是黨的活動與大眾團體的活動分離存在。[19]

其三:但「大眾黨」是台共所需要的合法性掩護。其階級組成包括工、農,以及透過打擊民眾黨而爭取來的群眾:

工人、農民各階級的聯合體──大眾黨的組織──為不可或缺者。目前必須利用文化協會將它加以組織,藉以擴大共產黨活動的舞台。亦即一方面克服文化協會的幼稚病,拉攏工農先進份子及青年份子參與文化協會;另方面極力暴露民眾黨的欺瞞政策,促使在他們指導下的群眾左傾,逐漸改造文化協會使其成為革命聯合戰線的中心,在一定時期使成為大眾黨的組織。[20]

其四:對於社會上某些不需要成立全域性或獨立性組織的集體來說,應透過「大眾黨」來伸張其利益,如婦女:

婦女切忌單為婦女的特殊利益而鬥爭。要同時努力使其參加一般的國民革命運動。有關她們的各種特殊利益問題之要求,應提出於大眾黨之上。[21]

從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所提到的「大眾黨」(1928.4.15,上海),到文協《台灣大眾時報》所號召的「新政黨組織」(1928.5.18發表,東京),再到「海東」所提到的「台灣大眾黨」(1928.5.18完稿,南京)。東亞三地先後出現了上述三種意圖在台灣透過某些既存的運動團體(特別是文協)為媒介,組織一個以「大眾」為對象的「合法」政黨。由於現有史料的不足,因此尚不可能從因果性的角度探索這三種主張之間的聯繫(無疑,時間的先後並不必然反映因果性),也不可能探討這三種類似的主張為何集中在1927年4月至5月之間出現。然而,既存運動團體(文協)或新建運動團體(台共)都曾有過極為類似之戰略,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二)共產國際與日本共產黨發展脈絡下的「大眾黨」戰略

但無論前述三種主張之間的因果關係如何,都未立即在島內成為問題。主張首先只是主張。或者說,這些主張首先僅僅是在呼應包括日共在內的日本社會運動。可是,當「大眾黨」公開在島內社會運動中被提起時,「大眾黨」就不只是對日本社會運動的呼應,而更是島內運動如何與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新路線及日共新路線相脫節的象徵。

先談共產國際的路線變化:

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劇變。傳統上構成「第二國際」主體的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與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所率領的各國新興共產黨分道揚鑣,彼此打擊。但在歐洲革命形勢屢遭打擊的情況下,共產國際開始思考如何爭取各國社會民主黨影響下的工人階級。對此,1921年的共產國際「三大」與《十二月提綱》提出了「工人統一戰線」戰略。1922年的共產國際「四大」再次肯定這一戰略並提出了「工人政府」與「工農政府」口號,但主要是「工人政府」。德國共產黨的實踐經驗是「工人政府」口號提出的關鍵,而共產國際對於這個口號的肯定促使了德共得以在1923年同社民黨共同在地方議會中組成聯合政權。但是,由於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兩個國際組織──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於同年宣布合併(1923年5月),共產國際內部便出現反對與社民黨共組「工人政府」的聲音。共產國際從1923年6月開始著重宣傳「工農政府」口號並放棄「工人政府」口號。這種變化乍看之下是強調工人與農民的聯合,實際上卻是由於不再爭取同樣由工人所支持的社會民主黨,所以要著重爭取農民。[22]

無論是哪種「政府」(government)都能體現共產黨把「奪取政權」視為最重要任務的理論認識。但在這兩個圍繞著「政府」而提出的口號之前,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奪取政權」的設想是圍繞著「專政」(dictatorship)而產生的。巴黎公社失敗之後,馬克思得出了工人階級必須先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專政)的結論。[23]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則在十九世紀末期從工人階級專政延伸出工人與農民聯合專政(=工農民主專政)的想法,並引起長久的論戰。

因此,當「工人政府」與「工農政府」口號提出之後,馬上就面臨到如何解釋這兩個新興的「政府」口號與古典的「專政」論述之間的關係。左傾的解釋通常是強調「政府」就是「專政」,右傾的解釋則是強調「政府」是通向「專政」之前的步驟。當「工人政府」口號被放棄之後,「政府」與「專政」之間的關係急遽轉向左傾的解釋。1924年的共產國際「五大」將「工農政府」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此後,由於革命形勢在歐洲與中國出現空前挫敗,遂使共產國際日趨左傾。1928年7~9月的「六大」不但繼續強調反對社會民主黨,更開始把社民黨視為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不再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右翼。總體來說,「六大」的戰略意圖是把各國的階級關係簡單化,因此要求各國共產黨打擊同樣也有工人階級基礎的社民黨,並要求各國共產黨放棄因為各種因素而產生的「兩黨論」,以避免產生任何可能同社民黨混同的政黨並削弱共產黨的力量。自此之後,共產國際從統一戰線時期進入了所謂「(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時代。

再談日本共產黨的路線變化:

以一個「大眾黨」(或稱「無產政黨」)合法參與政治並宣傳日共,曾是日本共產黨所支持的戰略;1928年2月首次舉行的普選就是日共執行這一戰略的高峰。這項戰略在1928年3月15日的日共大檢舉(「三‧一五事件」)以及日共的「大眾黨」──勞動農民黨──遭到解散之後仍繼續執行,因此就有了重新建立一個「大眾黨」的打算。當時所謂「新黨組織準備會」就是重建「大眾黨」的準備。但重建「大眾黨」的計畫旋即夭折:(1)一方面,共產國際「六大」強烈批判了存在於世界各地共產黨內形形色色的兩黨論;(2)另一方面,思想上與日共漸行漸遠的勞農派(以山川均為首)在「新黨組織準備會」存在的情況下組建起合法傾向更重之「無產大眾黨」(1928.7.22成立),這是日本第一個把「大眾黨」寫入黨名的「大眾黨」。

日共在上述形勢下放棄了以「大眾黨」掩護「共產黨」的兩黨論,改行共產黨在非合法鬥爭中直接面對「大眾」的路線。日共把各種企圖重建合法「大眾黨」的派系稱為「左翼」或「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並將彼此間的關係上升為敵我矛盾。而被稱為「勞農派」的山川均等人就成為了日共在共產國際「六大」路線之下所決意打擊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24]

雖然日本共產黨在批判社會民主主義的過程中連帶放棄「大眾黨」戰略,而且台共也立即在1928年同年跟上批判「左翼社會民主主義」──以連溫卿為箭靶──的步伐。但「大眾黨」戰略卻在台灣社會運動中持續存在至1930年2月。這種脫節現象是怎麼回事?以下,本文將以兩節的篇幅,分別就島內批判「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的過程(第三節)以及「大眾黨」戰略的發展(第四節)進行比較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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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言若

十二月 28, 2010 於 4:0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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