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溫卿研究]一九二零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邱士杰)：第一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大眾黨」問題
第一節、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左右分裂與「大眾黨」問題
（一）1927至1928年間的左右分裂與「共同戰線黨」的提出
1927年1月的文協左右分裂是台灣社會運動產生一系列對峙的開端。文協舊幹部脫離文協而成立台灣民眾黨（1927.7.10成立）則是雙方對峙的又一階段。在文協與民眾黨的對立中，工人運動成為雙方競逐的新場域。文協以實現「台灣總工會」為目標，並以組建「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 （1928.1成立）為「台灣總工會」的組織準備。[1]然而民眾黨也不是省油的燈。1928年2月，民眾黨搶先在文協之前直接組成了台灣第一個全島性總工會──「台灣工友總聯盟」。
然而當時所謂的左右鬥爭並未達到不可彌合的程度。其具體體現就是運動中的左右兩翼分別向對方發出的合作呼聲。1928年1月開始，民眾黨的《台灣民報》展開了關於各派合作的輿論準備；並在在農民組合的呼籲下，1928年2月1日由工友協助會、台北機械工友會、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等代表召開了「反對壓制政治協議會」。[2]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以下簡稱《台灣社會運動史》）編纂者的說法，這個會議來自於當時決定回日本參與首次普選的勞動農民黨黨員、台灣農組顧問古屋貞雄的提議。之所以有此提議，則是勞動農民黨希望台灣各團體實現共同戰線。於是，古屋才鼓動簡吉（農組）、連溫卿（文協）召開這次會議。[3]
這場有古屋參加的會議終至流產，因為民眾黨認為自身就是一個具有共同戰線的政黨。「鑑於台灣民眾黨的全民運動的立場，本身即應為共同戰線黨，如合流於農民組合的主倡，則為不顧黨的本質。」連溫卿則妥協地主張以案件為中心來實現協調。[4]由此可見，雖然左右兩方都有謀求合作的想法，合作的形式卻有歧異。聲稱自己就是足以聯合左右兩方之「共同戰線黨」的台灣民眾黨，顯然不能滿足左派。
（二）「共同戰線黨」的第一種設想：「新政黨組織」（1928.5.18）
1928年5月18日所刊行於東京的台灣文化協會機關刊物《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是左派表態的一個信號。在本號題為〈進出政治鬥爭〉的社論中，號召當時已有經濟鬥爭（如農組）與思想鬥爭（如文協）的運動水平進一步上升為「政治鬥爭」。經濟鬥爭與思想鬥爭不但可以透過「政治鬥爭」而得到進展，並可避免如台灣民眾黨由於「以少數人的利益為運動的對象」而「必然的陷於投降支配階級的運命」。因此，〈進出政治鬥爭〉所號召的「政治鬥爭」還同時是「大眾鬥爭」，因為「我們的政治運動須得到戰鬥的農工大眾的參加和支持才能夠得到全面的進展。由大眾的鬥爭才能夠保證我們解放運動的成功。那以少數人的利益為對象的運動便必然的陷於妥協和怯弱，終至投降於敵人。」[5]
並舉「政治鬥爭」與「大眾鬥爭」的這期社論並未說明具體的作法。但同樣登載於這一號的「評論」──〈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卻提出了明確的方案：組黨。一方面，「一切的鬥爭非以階級鬥爭為歸依不可」，另一方面，階級鬥爭又不能只是經濟鬥爭，「我們由過去及現在的經濟鬥爭的情勢給於今日我們的重要的職任就是進出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的進出！那是迎媽祖似的行動嗎？决不然的。我們的行動始終非有統制的、有紀律的、有秩序的行動不可。我們的政治行動須要有個政黨來領導。在政黨的綱領、政黨、主張等的規定來指導全被壓迫大眾的政治行動到正當的方面去。沒有鞏固的政黨來指導大眾的政治行動，那不過散漫的、冒險的、盲目的政治行動罷了。有了政黨才能夠徹底的指導大眾，糾合大眾到整個全面的政治鬥爭！[6]
「組織新政黨！這是台灣的當面的情勢給於我們的職任啊！」──雖然台灣的左翼順利地奪取文協領導權，但右翼方面所先後成立的台灣民眾黨（1927.7.10）與台灣工友總聯盟（1928.2.19）卻使新文協接連在政治結社與工人運動上喪失先機。現在，新文協終於在兩個問題中先就政治結社問題而表態了。但問題是，應當組織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政黨？
陳芳明將《台灣大眾時報》的這一號召理解為此篇文章發表之前宣布建黨的台灣共產黨（1928.4.15）。[7]這個見解並不正確。因為：
（1）以「大眾」作為刊名的《台灣大眾時報》從來不以共產黨所必須訴諸的工人階級為唯一的對象，而是號召跨階級的聯合，即所謂「全被壓迫大眾」本身。在共產國際存在期間，任何想要成為「國際」支部的共產主義政黨都不可能在涉及政黨自身階級基礎的問題上有任何模糊；共產黨必須是無産階級政黨，也就是工人階級政黨。台灣共產黨明確在「一九二八年綱領」指出：「台灣的無產階級佔全人口的百分之……這就是建立共產黨的基本條件」[8]，因此黨的基礎必須是工人階級本身的「大眾」，而不是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所組成的「全被壓迫大眾」。
（2）此外，《台灣大眾時報》還宣傳一種組織及其指導思想的自然長成論，「我們已認定有組織新政黨的必要，那末，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呢？那就是公然的討論，由真劍的討論才能夠得到新政黨的正確的理論。」[9]如果這種見解是指組織共產黨，那就意味著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共產黨的前提，而是討論之後可有可無的結論。然而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不可能的。所謂「今後對於新政黨的組織問題、黨的性質、黨的綱領及政策等，定然努力再有討論的機會」[10]的論點，正說明了所謂的「新政黨組織」絕不可能是認識到「共產黨絕非大眾日常鬥爭下的自然產生物」[11]並已提出各種綱領的台灣共產黨。[12]
（3）雖然〈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發表在台灣共產黨建黨之後，而且《台灣大眾時報》同人中的編輯與記者又有許多台共成員（如：蘇新、蔡孝乾、翁澤生）。但所謂「新政黨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台共的原因，在於《台灣大眾時報》對於台灣共產黨其實表示過態度，而這一態度完全接不上〈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的號召。〈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發表之後，次號（第四號，1928.5.21刊行）與再次一號（第五號，1928.5.28刊行）的《台灣大眾時報》接連報導了台共關係人在建黨之前與之後分批在上海遭到逮捕的事情。[13]在這兩篇新聞中，台灣共產黨以帶伏字的「台灣ⅩⅩ黨」之名出現，並視「台灣ⅩⅩ黨」為日本領事館栽髒伎倆下所使用之詞彙，以至有「支配階級為要糊造ⅩⅩ黨……」之語。雖然這些新聞可以從負面向台灣大眾報知台灣共產黨建黨的消息，但《台灣大眾時報》的寫作方式卻只能使這些消息成為日本殖民暴行下的又一罪證，而不能聯繫於所謂的「新政黨組織」。總之，「新政黨組織」絕不可能指台灣共產黨。
（三）「共同戰線黨」的第二種設想：「台灣大眾黨」（也是1928.5.18）
在《台灣大眾時報》存在的整個期間（1928.3~7），「新政黨組織」問題只出現在登載〈進出政治鬥爭〉與〈當面的情勢和新政黨組織的必要〉的《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因此《台灣大眾時報》本身並沒有辦法說明「新政黨組織」是什麼。但在《台灣大眾時報》第三號發行的1928年5月18日，一名筆名「海東」的作者在台灣海峽的另一端提出了他的回答。「海東」在18日那天完成了一篇題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的文章，並於同月25日開始在南京《中央日報》副刊《國際事情》上連載數日。其中一段話寫道：
台灣文協在運動的過程中，越愈感覺其使命的重大，自不待言。該會在這幾年，尤其是在這一兩年來所得的經驗和教訓非常豐富，而感覺著有以文協的構成份子為中心，另外組織一個嚴密的政黨的必要。因為該會非依照治安警察法所定的手續組織的政治團體，故在政治運動上也就難免有非常不便的地方，而且目前台灣的客觀形勢，亦急需代表全民眾的利益而奮鬥的正式政黨。現該會的領袖王敏川，連溫卿，陳阿聰，洪石柱等，正在積極籌備中，不久當能實現，其名稱亦已豫定為「台灣大眾黨」。[14]
「海東」在南京所說的「台灣大眾黨」是否就是《台灣大眾時報》在東京所謂的「新政黨組織」？如果是的話，在南京報端上所披露的「台灣大眾黨」組黨消息，也許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一項政治宣告，一項在東京與南京先後（或同時）進行的宣傳攻勢。
但「台灣大眾黨」真能簡單地視為文協「新政黨組織」計畫的延伸或公開嗎？
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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