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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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溫卿研究]1924年,我在東京的五一節——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邱士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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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連溫卿對於日本的觀察與心得

1.連溫卿眼中的資本主義日本與日本資本主義

(1)城鄉差異與震災後的景況

從連溫卿踏上日本本土開始,資本主義的日本以及日本的資本主義,便是其始終未懈的觀察對象。登岸首日(4月30日),連溫卿搭上通向京都的火車。看著車窗外呼嘯而過的、彷若台灣蕃社一般的風景。他感覺,日本文明只表現在都市,鄉村是沒有的。剛好車上有人賣著氣球、氣枕,這樣的工業製品,與著窗外的鄉村景色大成對比:(#25)

然鐵道規則是不許在列車內販賣甚麼東西,因為此,我想在車內這樣光景與在車外那樣光景,可算是日本文明的徵象嗎!

然而,就算是在東京這樣的大都市,他在火車上所見的城鄉差異也以另外的形式存在,連溫卿「不覺將那『大都市就是這樣』的感想幻滅過去」。(#77)這樣的差別,實反映出東京發展的特殊性。僅從東京的道路佈置來觀察,便可知其一二:(#78)

現在東京的道路尚有高低,像把一個都市建設在荒野一樣,這現象可以說明日本的文明怎麼緊快,都市集中怎樣快速,六十年間已由封建社會裡飛躍至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了。

簡言之,東京已然急劇地資本主義化。但從路上仍有大量獸力馱運的交通工具來看,市內交通並不完備,連溫卿認為,這現象恰恰是非資本主義殘餘最充分的反映。[1]總之,「我在前節說過日本的文明是在都市,不在鄉村,拿這現象可以證明我的觀案[察]不錯。」(#78)

連溫卿抵達日本的時間,正是關東震災後不久;震災所造成的影響,則成為連溫卿考察資本主義日本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重要切入點。在連溫卿的這次旅行裡,舉目所見,常是震災之後臨時搭建的白鐵廠舍:(#30)

(4月30日晚)……及列車到了橫濱,日已東上,在[火]車內洗臉,含笑的人都無了,而去年震災時倒壞家屋的形骸,和沿途的廠舍是用白鐵釘成的,滿目淒涼的光景,拿此也可以想想去年的震災是怎樣大的,……

就算是在幾座知名的大型公園裡(如: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芝公園),也是白鐵廠舍佔滿其間,(#45、67)甚至連溫卿好友比嘉春潮所任職的「改造社」也是棟白鐵屋。(#84)不過這類白鐵廠舍「[據]說是東京市內第一不潔的,又小又不高,又建築的材料大半也是舊的。」(#46)連溫卿並云:(#67~68)

人們說震災後的東京情狀,都已恢復舊態,然我在這數天的遊覽覺得不是那樣。在街衢上所看見的店鋪都像是洋樓的壯觀,然若從那店舖的後面瞧瞧,那像是洋樓的,卻皆是把一個比那屋宇很[更]高大的招牌懸在屋上,用洋漆塗刷甚美而已。而在偏僻地方屋宇倒壞的空跡,尚留無數,往來人們雖是甚多,若照東君[比嘉春潮]所說,在街衢上,也[或]是電車內的雜沓是和震災前一樣,若從統一上考察,則現在的住民較震災前的少。當立在愛巖山上的時候,東京市的全景可綜合在眼下,廠舍的所在一目暸然,若適那日的天氣很好,日光在那白鐵的屋頂照耀,眩然幾欲刺目,……

與白鐵廠舍相適應的現象,還有文盲的大量存在。在連溫卿等人去東京郊外的玉川拜訪K氏之時(5月2日),忽見當地有「能寫書信」的招牌:(#45)

我們在「玉川喫茶店」吃了午飯,而思著這地方雖是郊外僻處,然這是日本文化中心的東京只要二時間就能夠得到的地方,尚有懸著「手紙(-讀疊嘎密)喀圭麻斯(譯音)」(能寫書信)的招牌,那麼,這現象可以證明在這地方一定有自己不能寫信的人很多,所以有這個招牌的存在。

即便日本號稱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兒童就學率,仍然存在此一現象。就是在作為觀光勝地的上野公園:(#78)

在這近傍依然是個白鐵廠舍的村落,這村落之中,有貼住『能寫書信』的招牌二處,益增我對日本產業發達和國民教育的疑念。

因此,必須針對勞動者進行教育:(#45)

只是見了產業的發達,勞働[動]者的激增是躍進的,勞働[動]者激增可以說明貧的愈貧,生活上愈沒有閑工夫。勞働[動]者教育的必要,或者也可以說還是從這點起來的,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欲實行勞働[動]者教育在現在社會是不能徹底的,……


(2)失業問題

然對當時的日本勞動者來說,除了克服失學問題之外,最大的威脅實是失業。在連溫卿叫刑事帶他遊覽芝公園的場合裡,不但四處可見白鐵廠舍,更在公園內見到大量的失業勞動者,這也是震災後愈發顯著的現象:(#67)

這公園內也都和上野公園一樣,皆被白鐵的廠舍占住。……青天白日在這公園內也有看見體骨逞強的青年,相似是勞働[動]者帶著幾分喪氣坐在長椅上,還有三四人橫臥草上,似這光景可以證明失業者的人數很多,若加上因為大震災失業的人數……那未[末],失業人群的找職怎麼更重要艱難。

當連溫卿去京都觀賞博覽會時,曾對所謂可保健康不老的「還壯餅(即不老餅)」感到極大興趣。從這一食品的存在,他也聯想到失業問題:(#27~28)

若人們食著那塊餅,年老就能變個年少的。那末,失業的人越生越多,像這社會怎麼有了法子,去解決那問題呢。[?]……

但就算人們不吃「還壯餅」,失業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依然無法自我解決。失業現象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反映、是其要害:(#67)

可以想想觀現在日本的對外貿易輸入超過於輸出,輸出少是表示事業界不振,由事業界不振生出事業縮少的現象,事業的縮少就造出失業的人群越多。勞働[動]者的途和資本家不可[同],前者賣自己的[勞動]力纔能維持生活,後者沒有那麼的悲悶,僅要打算自己的利益,怎麼能增多自己的富,以供自己的享樂。所以對這[失業]問題要如何解決,在資本主義社會,可算是個致命的問題了。

失業問題,也直接聯繫到當地台灣籍勞動者的處境。由於震災後的重建工作需要人手,許多台灣人便被招募至東京工作。然而此時的日本已有大量的失業人口,這就導致台灣籍的勞動者時常處於失業邊緣、並遭不合理的工作待遇:(#50)

……其實未震災以前日本的事業界已在沉衰時期,而生出無數失業人群殿在人們後面,兼又因為震災生出的失業者很多,而暫時都又用白鐵建築廠舍以代用屋宇。若拿這樣現象比未震災前的現象,勞働[動]者的需用雖說是多,然失業人群依然雜在民眾之中,因為要維持他們的生活,大聲找求著他們個個的職業。這個緣故,在東京的台灣人勞働[動]者──皆是震災後被日本人徵募來的──也有若數日間為雨天繼續沒有工作的時候,那日人就要逐出他們的樣子,不但不給與他們三食,輒以瑣事摧辱他們,而他們又不解日語,欲和他們理論自然是不能的,不得已來訪問雜誌社[即《台灣》雜誌社]以求解決。

甚至,失業問題不只存在於資本主義日本之內。從震災與失業人口問題延伸,美國排日法案的通過,也反映了人口與產業之間的問題:(#51)

這時候恰適米國排日法案通過了上院,日本反對輿論為之沸騰,皆說著米國橫暴。而又適這時候中國的勞働[動]者渡日者愈多,依據中日條約被日本政府退去者越多起來,中國報界也因為這點,皆說著日本政府不法。這是關係人口與產業問題,然不知現在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制度,產業政策是取個人主義,不是土地狹隘,產業雖是發達也不能喂[餵]養在那土地居住人們全體,是產業不顧在那土地上的人們,只[考]慮的是資本家自己,怎麼能夠增殖自己的資本,企業就是這樣思想的出發。所以一旦有和自己的利害衝突的時候,甚麼事業縮少,把在工場內工作人們盡都拋出工場外,支配產業即能支配政治,這時候說甚麼移民問題,殖民問題,這都是擁護資本家的發展,就是米國,也[或]是日本,也[或]是中國,都可以易地而觀。我在前節曾說日本事業界已在沉衰時期,移民問題就[算]能成功,於產業上也不過是暫時能夠恢復些少,像個病弱的老人注射了「干夫爾」後,能一時昂奮起來而已。

從〈蠹魚的旅行日記〉來看,人口、民族、以及產業這三大矛盾,實乃連溫卿極端重視的問題。撇開連溫卿的實地考察不提,僅就〈日記〉本身來說,他便花了七回(第51回至第57回)的篇幅,大段大段地翻譯了眾議院議員阪上的相關言論。而就連溫卿自已的觀點來看,產業矛盾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實是人口矛盾或民族矛盾的根據,也才是國際間不和平的根本原因:(#57)

人口問題雖能夠說是不和的動機,又把民族的問題也容易惹起不和的動機,然都不是不和的原因,若稍有經濟知識的人們都知道不和的原因,沒有不根據著經濟問題的,像中國各省督軍的行動,都是表現在那地方占得絕多勢力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色彩,督軍的不和就算是國際資本主義的不和。至於佔領土地的辯明,皆和那『伊祖莆[Aesop,伊索]』的狼與羊一段話相似的。


2.警察鎮壓下的弱小民族與社會主義者

與一般人的旅行不同,連溫卿與日本警察的交手,伴隨了這趟旅行的全過程。這也使得連溫卿對於日本警察有著格外突出的感想。

與台灣相比,東京是個小得太多的地方;然而僅僅是一個東京,其警察人數就比一個台灣還要多,連溫卿認為,「警察人員多是表示那社會上的治安很紊亂。」(#74~75)這是資本主義導致道德敗壞的具體反映:(#75)

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既是個人主義的發展,不論誰對自己的將來,抑是眼前的生活計,還有先顧慮著他人,而後及己的心。一言以蔽之,都是爭名奪利的人們溷集的社會,社會的道德較未發達的地方是很頹廢,所以治安上要那樣多數的警察。

然而數量繁多的警察,並不僅是因道德敗壞而相應產生的對立物而已。他們實為鎮壓特定的少數群體──境內弱小民族與社會主義者──而大量存在。連溫卿被警察跟監的根據之一,正是他的台灣人身分。不過日本警察對於他們所跟監的台灣人、乃至台灣的狀況,實極無知。連溫卿發現:(#77)

……他們對台灣的知識是令人噴飯,可傳為笑柄……綜合那刑事的話,卻有把台灣人[當作]即是生蕃人的想念。

此外,台灣人對日本警察來說,還是特別狡獪的對象;跟監之事,最可突顯此一心態。一般而言,負責跟監的刑事均有加給,(#77)可以體現日本當局是在何種層次上提防台灣人乃至其他不穩份子。然而跟監本身實非容易之事。倘若跟丟了人,通常只好亂寫報告,「若照事實報告,一定受上司譴責,亦至放逐也未可知,所以大都以荒唐無稽了了那日的責任」。(#76)而就各類需被跟監的對象來說,朝鮮人最容易讓刑事跟丟。因此在日本警察當局眼裡,常常認為朝鮮人很奸詐。然若台灣人是比朝鮮人還要更不文明的野蠻人,按照日本警察的推理方式,大概也就更為奸詐。而連溫卿動輒叫刑事帶他去觀光、叫刑事幫忙付錢,或許正是野蠻人的奸詐表現:(#77)

所以事事都照我指示,連我一日間的電車費,皆誠意代我支出,然若以三四毫的電車費要買我對他的同情,俾我推塞他們所豫想的未開[化]人的性質,未免覺得太廉了。

然而刑事對於連溫卿的監視,非只跟監而已。一次,出門之前,連溫卿赫然發現自己的行李少了一些東西,裡面的墨水罐也灑沾出來:(#39)

然籠內籠外沒有絲毫的破損,而籠內物已不翼而飛,咳,我明白了。若是朝鮮人那籠內藏的東西必是炸彈,抑是爆彈,若是露西亞人那籠內藏的東西一定是不穩文書抑,是宣傳赤化的書籍,然而台灣人的那籠內東西藏的是甚麼?想他們統治者要試嘗嘗這個趣味,將我要贈給他人能吃的東西搶去,這不是因為他們匆匆檢查而拿忘記再要收入來作原因的。台灣的社會,可算是平和了,台灣人的思想可說像我失去甘甘甜甜的東西一樣平穩了,他們可以放心,不要猜疑,而斷送大和魂的優越能力罷!

但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日本警察當局的作為,並不只是針對異民族而展開的鎮壓。鎮壓的對象,也包括了社會主義者。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當局就極力打壓反政府勢力:(#66)

換一句話說,那取締方法和社會進化能夠[相應]發展。日本明治維新當時,國會開設運動勃興時代,模倣斯□馬[俾斯馬克[2]]的鎮壓令即有集會條例和新聞紙條例的發布,前者欲制限言論自由,然而民眾政治熱越加沸騰,已突破這兩種制度的範圍,旋即公表保安條例,臨時驅逐志士於東京三里之外,及後來由這保安條例進化改換為治安警察法,然現在社會的發展,已經把這些法律視為無用長物了。

到了1923年底的關東震災,日本當局栽贓朝鮮人與社會主義者進行暴動,從而藉機對之屠殺。在〈蠹魚的旅行日記〉裡,連溫卿用了大約四回的篇幅,描述當時發生的慘狀:(#63)

震災當時,各地風聲都說著朝鮮暴動慘殺日人,引起日人生存的對象觀念,致遭慘死者,至今仍不能確知其數。而虐殺方法尤出人意外,無慘不有,遭殺人們不但是個人,就是團體也有。

連溫卿並轉述「仲君」(仲宗根源和)的體驗云:(#63~64)

這時候仲君因為干係共產黨事件,尚無監獄。他也曾做了教員,但現在和界[堺]利彥甚善,報紙報導界氏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長,仲君為他的秘書。當震災第一日,在監的犯人盡被移出獄內空地,然干係共產黨事件[而]繫獄的人們,雖被移出空地[,]卻和那普通犯人隔離,又掛著手錠。滿天的紅豔,夜深愈赫。大地又時時震動,而屋宇崩落的聲音和人們叫喊的聲音鼎沸不絕於耳,亦隨夜深愈聽得明白起來,其中也有雜著涕哭的,我們雖橫臥草上看這光景,思著外面的悽狀,然觀那普通犯人,為四圍的光景刺擊[刺激],聽得有大聲叫的,那群犯即和之吶喊,而一種淒壯的氣象已不是看守能夠制御。至第二日就有武裝兵士進入獄內,依然說群犯的騷擾是在監的社會主義者煽動的。……

作為連溫卿所會面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仲宗根源和僅是其中的一位。除了仲宗根以及前面已經提到的山川均夫婦以外、連溫卿還見到甫出獄的堺利彥:(#83)

……我們進入門內看見門邊貼住一條白紙,用紅的墨水寫著「社會主義大意,壹毫,」而界[堺]氏夫人從樓上導我們上去。界[堺]氏面色黃白點兒,說因為共產黨事件在獄很久的影響,現在稍不健康,適恰「馬克斯主義」月刊初期已出,[3]他拿那月刊問東君[比嘉春潮]看見不看見,[。]我們談話未及十分久,他的夫人又上樓說○○組合[工會]的人要面談,遂約再會下樓,適和那○○組合人們在內相遇,皆是二十多歲的人。

引文所提到的比嘉春潮,當時正在左翼雜誌社「改造社」工作。關於這段跨國的社會主義者交往,他回憶道:[4]

為了我至東京而作各種聯繫、並為我的就業進行周全準備的饒平名智太郎與仲宗根源和二位,在當時已與堺利彥、山川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作為核心,牽連於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秘密結成,並是其中的重要成員。組織的組成本來就於極機密之下進行,當時在外圍的我無從知悉詳情,縱使知道一些,以認同者的立場做進一步的探究,總是不禮貌的事。

……雖與山川夫婦是初見面,但我在沖繩的時候,便經由通信而與台灣的獨立運動家R氏[連溫卿]、山川夫婦有著友好聯繫,從而才可能透過運動而在R氏、山川、以及我之間建立特殊的關係。

……她[山川菊榮]的學生有作為法官[5]的女兒卻投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山口小靜這位女性。她在台灣支持社會主義者的獨立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就是爭取臺灣人之政治利益的運動。大約是大正四、五年前後,[6]其中的運動同志之一便經由她而得以連繫上山川均,並且請教了運動的理論指導。

……且說當時長谷川如是閑他們的《我等》雜誌刊出了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世界語手記〈盲學校生活的一頁〉一則譯文。我認為這是一篇優秀而且動人的文章,所以從他們的編輯部取得原文,油印送給沖繩的世界語學者與其他各處。台北的世界語學會也收到了,由此我才同山川均先生有來往的R氏有密切的交往。山川先生不只指導台灣的運動,也常常將自己的著書版稅投入,作為資金援助。以後各種的聯繫與匯款都由我經手,那時對於警察而言仍是無名小卒的我,比起知名度高的山川均先生來說,做起事來比較安全。

必須注意,即便山川均或堺利彥等日共創黨領導人後來紛紛與日本共產黨決裂。但在日共創黨初期,這些領導人本身就代表著日本共產黨。因此連溫卿與山川均等人的接觸,不能脫離日共的組織運動脈絡去理解。自台共成立以來迄今,一直存在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山川均代表著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而連溫卿私淑山川均所指導的路線,因此連溫卿就是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之代表。這種看法尚待更細緻的研究來檢討,但其結論無論如何恐怕過於簡單。[7]

當時日本當局之所以如此提防社會主義者及其運動,乃是將之視為蘇維埃政權的東方代理人的緣故。對此,連溫卿提出反駁,他認為,運動無需蘇維埃政權的推動,便已自成風潮:(#97)

不論在甚麼社會,社會的現象都有一個中心,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資本主義政府極力毀謗,欲打壞那政府的事實,到今已經經過七個年間,不但那政府絲毫不亂,連資本主義國內,像日本現今高等學校以上的校內,莫不設有科學思想研究會,而研究的對象誰能夠說不是以露西亞為對象嗎?這是本國國內的現象,若對于殖民地,像朝鮮地方的諸運動皆說是被露西亞煽動的,而那運動當然是出自露國。但其實說不是那樣,勞農政府尚在建國時期,那有莫大大金能繼續分給援助各國的革命運動呢。在西伯利亞殖民的朝鮮人頗多,勞農政府對這殖民給與無償開墾權,是拿這開墾事業所剩餘的利益,以充作運動費的。如日露交涉,越飛滯在東京時候,曾聲明要給西伯利亞的山林伐採權於日本勞働[動]總同盟,致惹起無政府系組合也要求分給這個利權,說勞働[動]農政府是拿那個利權給日本全國的勞働[動]者,不是只給日本總同盟的。我想那伐採事業若實行後發達起來,日本的社會運動自然也能活潑潑起來,難道不知道這個消息人們,不要造謠說,「定是攫得勞農政府的運動費了」

此外,連溫卿更以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被日本當局驅逐出境之事為例,進一步指出:社會革命不會僅因一人而興作、也不會因一人而消滅。至於日本驅逐愛羅先珂、卻又偽言歡迎他的態度,恰恰體現出資本主義的虛偽性:(#42)

至近來我又聞說若愛羅君要三渡日本,政府可以許他上陸,然他已在黎明之國,恐怕不肯以己之盲,而再入麼。社會革命能夠以一人之力而作,放逐一人而革命即能消滅與否,知者自知。而又一方面把人們最厭忌的口實去放逐,旋又說你不妨再來,這不詐譎和欺騙是甚麼呢。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人們說那是賣淫生活,蓋譏其生活態度和賣淫者的生活態度是一樣的。


3.婦女解放與人類進化


(1)婦女解放問題與「不良少年少女」的出現

或許是受到山口小靜的影響,旅行中的連溫卿,特別注意日本的性別問題、婦女問題。

對於一般人來說,路上所見的活潑女學生,或許只是學生而已;但在連溫卿的眼光裡,他卻看到她們嫁作主婦之後,便將成為男性奴隸的未來。(#20)而且,在階級社會裡,男性並不被要求性的貞節。(#63)又比方,雖然洋服布料的流行,並未相應促使日本女性大量地改穿洋服,然而傳統的和服卻大量地改以洋服布料製作;但即便是穿著洋服的少數女性,她們的走路方式仍與洋服不相搭配,仍是傳統的。(#89~90)

一路上,連溫卿也與不少女性有著饒富趣味的對談。而連溫卿筆下所記述的這些女性,個個色彩格外鮮明,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觀察,也許正反映了連溫卿對待女性的態度。在前往日本的船上,他與一名女乘客聊起台灣的親日士紳:(#12)

……那年少的女客聞我言,向我道……然你既是台灣人,林本源你知否?他是總督府評議員,台灣唯一的富翁兒,他如小孩,令人可愛,而他四圍的卻是與無賴漢一樣,他說他也常被聘召,故略知之。我說我台灣人說他是個豚[豬],你卻說他是個小孩,是你非常美化他,[。]他聽了也大笑起來,低聲向我道,其實我們也說他是個肥大的豚,言語不明皙,鳴鳴如啞子相似。這樣奇評警語,不意在這船內能得聞及,然這也可證明台灣的紳士是怎樣傑出的人物。作傀儡,逞威福是甚麼東西,讀者以此□例,都可以明白了。當廣東人欲建立豚仔議員的銅像之時,那肥豚的公友(由政治上而云)[辜顯榮],說你台灣人不可向政府討擾,你們可知,現在台灣的生活較中國如何幸福,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民,叫台灣人不可胡亂,此等大功,台灣人議建設犬銅像以報之。要之,資本主義的世界,不論甚麼地方,都有豚犬的東西,我們不可大驚小怪,以窄我們的眼孔罷。

同樣是在這艘船上,連溫卿還從一位妓女那裡聽到一則故事:即便是妓女,也不會懼怕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1)

我知道那年少的是新竹噪名的妓女……當田[健治郎]總督台灣,若招宴時,伊常常被召入官邸。田蒞任後,第一次始政紀念日招募時,各妓女皆猜田之為人,田字發音和電字的相通,電車之劣者馳駛際,必發大聲「客客」,是以借此稱田「電客」以惡電車比之……田也不責他,自是以後田之伺候,各妓女皆推舉他,然他心內[厭]惡田為人如鄙吝的田舍翁,無甚丰采可人欽敬……而田之出身,是由警官累進的,當未為警官之先,是做甚麼職業的,[?]是一個賣豆腐的東西……我想豆腐是個□弱的東西,要長要短,都隨手能得來的,所以田在台灣的時候,想台灣這個豆腐,在他的經驗,長大厚薄皆能製造。名為施行自治制,其實是拿自治制的形式來糊塗,蛋豆腐失了手,任誰收拾是不能再恢復原形的。

娼妓也是連溫卿旅途中所著意觀察的現象。他特別注意了東京當地的娼寮。(#90~91)他認為,娼妓實與資本主義有著深刻關係:(#92)

「伯伯爾」[倍倍爾]說賣淫制度是和現在社會共消滅的日就可以知道,若現在的資本主義!!私產制度不能革除,那末,任憑有甚麼救濟他們的方法,也不過是在社會政策範圍內而已,決[絕]不是解革社會的根本。

飛行家謝文達曾向連溫卿說,「賣淫者的生活可說是個時代的產物,和那詐譎,欺騙是相比例的。」(#43)在台灣,私娼年年增多,其中甚至包括許多女學生;這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淪落,或許正可視為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92)

私娼的增多,不但在都市,就是鄉村也是一樣,像台北近郊大平林公學校大正八年度(一九一九年)的畢業生中有十數名的女子,這女子到了今日,沒有一人不私營娼婦生活,難道這是教育的缺陷,不是社會的缺陷麼?

但在資本主義時代裡,除了娼妓以外,還出現了所謂的「不良少年少女」,這是特別表現於城市之中的現象,也是連溫卿非常關心的問題。(#94、96)

我在前節曾說過婦人賣淫問題,然社會愈進步,都市的現象和賣淫問題一樣,所謂不良少年越生越多,不知底止。

……現在東京的這種少年少女我想很多,然我沒有材料可在這兒比較。但那統計中怠惰的只有一名而已,對社會問題稍有趣味者,由這點可以看出不良少年少女是由甚麼,狀態而生的暗示也未可知。

「不良少年少女」也出現在台灣,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在台灣城市化地區的發展。就此問題,後來連溫卿分別撰寫〈不良少年少女研究〉(1925年)、〈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續)〉(1925年)、〈人類之家•台灣ESP學會〉(1954年)等文章討論之。連溫卿指出,由日本人稻垣藤兵衛所主辦的「人類之家、稻江義塾」,就是針對「不良少年少女」而創設的社會救助機構。


(2)人類進化與階級鬥爭:區別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連溫卿之所以注意到「不良少年少女」的問題,也許是有淵源的。1920年8月,旅日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在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發表〈不良的少男少女〉一文;[8]同月,陳望道(首位將《共產黨宣言》全文漢譯者、中共早期黨員,曾脫黨)以「佛突」為名,發表〈婦女解放和浮蕩少年〉一文,[9]從而激起長達數月(至1921年5月仍在討論)的論戰。與論者包括沈玄廬(筆名「玄廬」,中共早期黨員,後脫黨)、邵力子(筆名「力子」,中共早期黨員,後脫黨)、劉大白(筆名「漢冑」,文學家)等知名人物。然而連溫卿的論述與「覺悟」副刊上的論戰內容仍有差異。「覺悟」副刊上的論戰集中於「浮盪少年」是否假藉「自由戀愛」之名欺侮婦女,並討論這一現象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連溫卿則關注「不良少年少女」如何產生於資本主義之下,並將這一現象與社會進化聯繫起來。連溫卿認為,「不良少年少女」正是在「生存競爭」中遭遇挫敗,從而失志、墮落的青年。連溫卿在〈不良少年少女〉一文中寫道:[10]

元[原]來人們在社會上若物質能夠滿足,則沒有射利心、僥倖心。因為貧富太相懸隔、看那不勞的富者的嫖賭飲極盡侈贅,便生起這種疑問──怎麼生產愈多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會越難呢?使一般意志薄弱的人們益增加其射利心,而實不知這是一時逃避的方法。不良少年少女是怎樣的人物,他們的性質怎樣?我想也不過在這社[會]裡意志薄弱的人們,為前說的現象及其環境所刺戟[激]而成的。所以現在的社會愈發達,而這不良少年少女便愈生愈多。

什麼是「生存競爭」?連溫卿以親見的池中蝌蚪為喻,為了求生,「其中也沒有一個泳退的。」(#60)這是很形象的描述。但連溫卿的思考並未停留於此。連溫卿清楚區別了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而他討論「不良少年少女」時所專指的「生存競爭」,實際就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階級鬥爭」:(#75~76)

「生存競爭」一句話是生物學者達爾文創作所使用的,盡人皆知,又盡人無批評心而使用著。然動物界的生存競爭是全然依靠動物自己的力,已決定在動物界的優劣,一旦遭遇比自己強的動物即被噬去,從此永遠由生物界消滅了。若於人的社會雖說是生存競爭,而競爭的工具和那動物的不同,動物是以力,人的社會是以金錢,沒有金錢,生活上必須的食物不能到手,那末,對自己的生活是不能維持,所以說此等人是社會的落伍者,生存競爭的劣敗者。但這點和動物界的劣敗者的結果也不相同,動物界是永遠斷絕自己的生命,人卻不是那樣,猶依然繼續自己的生命,不過那時候生活程度較常人稍劣而已,若人們以力為生存競爭的工具,現在社會上的生存競爭的優勝者未必個個具有常人的力量。所以班捏科古的「社會主義和進化論」一書主張動物界的進化,可拿達爾文主義去解剖說明,然在人的社會只可以拿馬克司主義才能說明社會的進化,這是狠[很]有理。[11]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社會「進化」與階級分化相應而生,隊伍愈發龐大卻又愈發貧困的勞動者則是這一「進化」的代價。連溫卿在一賞花的情境裡聯想到這個問題:(#18)

一路來櫻樹皆以嫩葉充滿枝上,那代表大和魂的美麗櫻花,這個初夏的時候,那美麗枝上的花那[哪]裡去了,連地上的花瓣沒有了。只有八重櫻尚留著餘焰,遠望之也可以比擬那窈窕的櫻花,如雲的豔麗,設現在的日本是個家庭工業的時代,我想與花相反的,腰懸□瓢,而享此自然之樂者,不知凡幾。


進化是社會發達的生命,社會上沒有進化,就沒有發達,然社會愈發達,貧人愈多,像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可算是個例證。
在家庭工業時代,可算是個例證。在家庭工業時代,產業是自給自足,生活上的競爭,尚稍有餘裕,倒不如今之激烈,在資本主義時代,產業是競爭的,把一般小資本家盡推落在無產者的階級中,驅逐他們在工場內去作工。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要求生產費愈少,所以勞働[動]者的膏血被他搾取去了,倒了這個欲活不得,欲死不能的地位,尚且他的敗路一旦稍馳,勞働[動]者又被推出工場外,又著盡在路頭找工作,去維持他們的生活,忽東而西,忽南而北,誰有閑的時間去賞玩那花的艷美。

區別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並完成前者向後者的過渡,對於台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來說,是不可忽略的一頁。李大釗(1889~1927)正是完成了這一思想上的過渡,才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連溫卿在此處所展現的思想閃光,或許也意味著相同的偉大意義。

但連溫卿關於社會進化的思考,並不只停留於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對象;他還關心社會進化史本身;就某種意義來說,連溫卿也許可被視為台灣本土的人類學先驅。在台灣,他曾去原住民部落進行考察:(#68)

在台灣蕃人的中間,現在尚有保存著女性中心制度的殘壘,我想可以說是在那女性中心制度向男性中心制度進化中間的遺物,四年前我曾往卑南,得訪瑪蘭社二次,略知大概。

在田野調查中,他特別注意男女之間的結合形式。所謂「接竹篙」(#70)、「牽手」(#71~72)、「灣妻」(#71)、「鮮妻」(#72)之類的概念,就是他的調查成果。「接竹篙」係指兄死之後,弟與其嫂結婚的形式;「牽手」則是早期漢人男性移民與原住民女性臨時的性結合,不是正式的婚姻形式。「灣妻」、「鮮妻」的意義同於「牽手」,但卻是日本殖民壓迫台灣與朝鮮的狀況下,日本男性與殖民地女性之間臨時的性結合:(#72)

……稱結婚後的蕃女為「牽手」,其意義也不過和「灣妻」「鮮妻」的一樣,僅限於在台灣同棲,若一旦男子離開台灣,那自然二人的共棲生活就告消滅,以後二人的行動全屬自由。就這意義而言,牽手一句話是表示男子的專制,由經濟上欲榨取他人的利益,純然由自己的慾望出法,方便案出的,……

連溫卿特別重視「灣妻」、「鮮妻」的問題,屢屢在演講或文章中提及(見表二)。在台灣猶然身陷日本殖民統治的當下,也許正是這樣的切入點,才最能激發殖民地人民之民族意識。

當連溫卿訪問日本,調查研究的態度仍繼續實事求是地保持著。比方他在上野公園遊覽時,發現日本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竟以佛像的形式殘留下來(見表二)。不過,他對日本的觀察實極寬廣,並不僅限於人類學式的觀察而已。在東京市區裡,連溫卿發現華僑區域的風俗習慣大略無異於母國,「甚怪之」,認為其因「必係生活上的關係,以本國程度轉為容易的緣故,以此方可與在地的人們競爭,而能維持生活的緣故,也未可知。」隨即連溫卿便論起日本自黑船事件之後的崇洋自卑現象。(#24)

在連溫卿的觀察裡,日本幾乎全無好處──空氣、道路、甚至公園,都不見得比台灣好(#19、58、59、80)。甚至就「讓座」這一行為來說,他在東京也只看到人們爭先恐後;反而台灣人比較會讓坐。(#101)他評論日本的民族性云:(#15)


說民族性與動物性是相同的,愈獨立的民族,排他性是愈濃厚,
譬如動物園之獅和虎,在檻內甚馴,然一旦有甚麼機會觸其性時,則純然變為兇獸。日本民族雖受有六十年間的文明,[但]皆是模範他[模仿其他]的,如去年京濱的大災,朝鮮人被虐殺一事是可以証其一例,蓋為地震大火理性已先失去,而以平常最嫌忌的鮮人為日本民族的一個對象,來誘出六十年前之排他性,如野獸一樣的本能。

然而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卻在同一階級內部消弭異民族間的差異:(#15)

又一事,民族這句話,很是曖昧,現在人們的生活狀態,能漸漸破除那樣的觀念,譬如貴族和軍人,台灣人的富人和日本的富人,由生活的經濟上相同,沒有民族的排斥觀念,反卻結合起來,這是社會進化上必然到達的地點,所以社會上有兩階級,也是從此分出來的,我們為台灣奔走,是不可不從此見地去做。

正因如此,拒絕面對、不願理解,也不能善導台灣文化協會的日本當局,才有可能指使具有相同利益卻又「無巢無學的強漢的」辜顯榮等人對抗文協。(#41)


八、結語

關於連溫卿的1924年,本文暫時就此打住。

與其他台灣的早期左翼運動家不同,由於連溫卿與島內與日本的左翼運動有著密切聯繫,又由於他在1924年上半年之前的活動與史料極其豐沛,因此──與先前討論島外左翼運動之各章不同──本章選擇以兩倍於先前各章的篇幅,處理這位島內左翼運動家的經歷與思想。本章以山口小靜的生平以及「社會問題研究會」作為處理《蠹魚的旅行日記》這份史料的切入點,試圖揭示島內左翼份子如何在大陸上的台灣青年激進化之前開展其活動。而「社會問題研究會」在1923年的成立,是島內左翼份子的一次重大嘗試;但從研究會的組成份子及其迅速潰散的情況來看,這一團體並非島內左翼運動實現有沿革的組織化的起點。與之相比,同時段後續成立的台北青年會、台北青年體育會、台北青年讀書會等團體,培養出最終協助連溫卿於1927年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大批「無產青年」。這些團體所行過的軌跡,才真正形成了島內的左翼「運動」──不過這些團體已非本章所能直接處理的對象了。

《蠹魚的旅行日記》是本章所要處理的核心史料;《日記》的重要意義,前亦已述。這裡只需補充一點:倘若將《日記》與連溫卿日後所撰寫的其他文章結合起來看,那末《蠹魚的旅行日記》簡直可謂那些後續著作的祖本(見表二)。若欲探究連溫卿如何延續或改變其思想,細緻地針對《日記》及其後續著作進行比較,將是不可迴避的任務。但就《日記》本身所透露的連溫卿思想來說,本章並未將之窮盡;本文後續章節還將繼續探討。

關於連溫卿的1924年,本章無論如何必須就此打住,必須打住於1924年的上半年、打住於這次旅行本身──首先這是史料限制的反映。但若還想討論連溫卿的後續發展、或者至少1924年下半年的活動,視角就不能停留於連溫卿本身,而須從總結性的大範圍裡去觀照。這一觀照是可能的──而那馳騁於台灣、大陸、蘇聯、日本之間的許乃昌,將是實現這一總結的關鍵人物。


注釋:

[1] 不過連溫卿的東京友人也告訴他,1923年的東京震災極大地改變了東京的街道佈置,幾難辨認。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七三)〉。

[2] 連溫卿曾在文中提到俾斯麥,並將之譯為「俾斯馬克」。此處「斯□馬」按前後文意,應即俾斯麥,故以「俾斯馬克」校訂之。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六五)〉。

[3] 即《マルクス主義》雜誌,創刊於1924年5月,乃自日本共產黨合法機關刊物《階級戰》改組而來的後續刊物,由西雅雄掛名負責。相關介紹可參見:二村一夫,〈雜誌『マルクス主義』の5年間〉,オンライン版『二村一夫著作集』,http://oohara.mt.tama.hosei.ac.jp/nk/mxmkaidai1.htm ( accessed 2007/6/21)。

[4] 比嘉春潮,《沖繩の歲月──自傳的回想から》(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7),102~104。

[5] 此處有誤,應為神官。

[6] 此處有誤,「大正四、五年」時,小靜才十五、六歲,尚未赴日認識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

[7] 連溫卿思想的複雜性,還可從他始終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且未曾斷絕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而見端倪。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旅台期間,曾與連溫卿有密切來往;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台之後,亦曾為連溫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裡,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溫卿(且只有此二人)並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啟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了。見: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1974),157~159;毛一波,〈哀悼連溫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1~2;若林正丈,〈台灣總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1號(1978,東京),165。

[8] 晉青,〈不良的少男少女〉,《覺悟》副刊,1920年8月2日,第四版。

[9] 佛突,〈婦女解放和浮盪少年〉,《覺悟》副刊,1920年8月17日,第一版。

[10] 連溫卿,〈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第74號(1926,東京),13。

[11] 後來連溫卿將此段抄錄改寫於〈不良少年少女研究〉一文之時,將段落中的「然在人的社會只可以拿馬克司主義才能說明社會的進化」刪去,將其段落改寫如下:「現在社會上的生存競爭的優勝者,未必個個具有常人的力量。所以班捏科古主張動物界的進化可拿達爾文主義去說明,然對於現在社會,那一定是不能的。這樣主張實在不錯。」見:連溫卿,〈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第74號(1925,東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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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言若

五月 30, 2007 於 10:4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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