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溫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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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溫卿研究]1924年,我在東京的五一節——連溫卿《蠹魚的旅行日記》(邱士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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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蠹魚的旅行日記》的寫作特點與解讀時的問題

連溫卿所寫的這篇日記非常不容易解讀。問題可分幾個方面:

首先,雖然這是一篇基本上以漢語白話文寫作而成的日記,然其語法乃至漢字的運用,必須時時兼以閩南語才能加以理解,其中甚至還包括不少日語漢字辭彙。換言之,倘若缺乏閩南語以及日語的背景,將不容易閱讀這份史料。

其次,連溫卿的這篇稿子是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書寫的。連溫卿常在觀察到某些現象或實況之後,大加議論一番;加上有時針對不同的現象提出類同的見解,因此從中體現的思想見解總是零碎不堪。連溫卿對此寫作方式實亦深有檢討,「我的話思著就寫,所以常常脫出歧路,……但總要後退數步,才能繼續前話」。[1]這些論說文字的長短不一,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感到累沓難解,乃是勢所必然。

其三,連溫卿的這篇文稿常有第一、二、三人稱混用的狀況,加上文中標點符號的排版錯落不一、文章剪貼不全,連溫卿又常以化名代稱所記述的對象,更容易導致讀者不易知曉連溫卿的敘述脈絡。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化名也是殊難破解的難題。在本文接下來的介紹裡,將儘可能地考證這些化名者的真實身分。

5.連溫卿赴日旅行的動機

連溫卿將這場旅行,視為一次在已然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日本內地──所進行的考察。倘若腐敗的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比擬為「書庫」,那末連溫卿便是在臭濕之中誕生的「蠹魚」,要向更為臭濕的的日本內地而去:[2]

試問保守者亦[3][或]改良家,蠹魚是從天上降來的,亦[或]是在地下湧出來的麼?明明他是因為有這臭濕的地方──來做書庫,故才有蠹魚生了出來,若書庫裡沒有溼氣,任他用甚麼符咒,不會生這樣的蠹魚來的。他雖然蠶食書帙,以書帙為三餐,然藏在臭濕充滿的書庫之書帙,雖無蠹魚,亦終是腐朽不能再有用欲了。那麼,非是蠹魚欲討亂地方,[而]是他再拿這個臭濕充滿的地方來做書庫的,而社會裡自[行]腐敗,雖然他能防止暫時,我確信他不能常存在於不變,蠹魚之所經過也是在這個最臭濕的地方內去旅行,而無時不細心防禦自己,恐怕書庫的主人翁撮斃他底活命,所以這篇之作,以為蠹魚者參考其萬,並可以證明保守[者]的最後之悲鳴,和民眾覺醒已一致起來了。知道自己即能勝彼,我們須點檢我們的陣營,以作最後的奮進罷!

這是一場在彈壓中離開、並在彈壓中進行的旅行。誠如連溫卿在連載開始的「見面話」所言,「保守者亦[或]改良家,都用種種方法去阻止他們的工作,如蠹魚這番的旅行,可算是一個例。」然若終究只是不停的彈壓,連溫卿又何必一定要去日本內地旅行呢?

其實,就在那兩三年之間,連溫卿早就有去東京「研究東西洋文物的志向」,但因沒有自信能在東京好好生活,遂始終未能成行。直到1923年有自東京返台的前輩欲介紹連溫卿於某新報社,「擔任關于[於]殖民的事情」,才又下定決心必要赴京。[4]

由於殖民地問題在歐戰之後日益突出,而各大新聞事業又希望能將自己的事業版圖擴大到各殖民地,於是,任用殖民地當地人來報導殖民地事務就成為一股趨勢。然而,1923年底的東京大地震卻又澆熄了連溫卿赴京的熱情。一時之間,他又覺得任何事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研究,「只有勤惰二字可決其成敗」,不是非得去東京不可。復以山口小靜的驟逝,也大大地打擊了他:[5]

又其間有蠹魚的最親愛的[朋]友,未果其行,夭死於病了,我那個[朋]友懷很大志未能舒展出來,於台灣前途很有許多希望而未能實現其萬一,失了一個同伴,這也算得大半的因由。

但在連溫卿友人、飛行家S君(即謝文達)的慫恿下,還是想要「脫此不自然的[台灣]社會」的連溫卿,便再度下了決心前赴東京,「一可以決我的前途,一可以慰年來之遊病。」於是,就在1924年4月26日,連溫卿搭上從基隆港出發的「亞米利加丸」,前往日本內地──「這算是蠹魚旅行的第一幕,由此展開起來了。」[6]

六、連溫卿赴日旅行的概略經過

如前所述,連溫卿採取了夾敘夾議的方式寫下這份日記。加上連溫卿獨特的寫作方式,使得後世研究者並不容易同時掌握他的經歷以及從中而發的議論。為此,以下首先將專就此次赴日之行的經歷勾勒出個大概。其次,這是一趟由日本警察相隨始終的過程。誠如《台灣民報》所言:[7]

台灣世界語學會幹事台北連溫卿君,五月一日抵東京遊覽,宿於本社,據連君云,自神戶至東京車中尾行刑事一路護衛,至東京間連換十三個,及至東京驛又有東京的刑事迎接,幫帶行李至本社[。]其後日日有人引導,連君之東京此回初次,人地兩疎[,]有人如此日日跟隨,甚是利便滿足,蓋台灣人中,受此待遇的,實以連君為嚆矢了。

連溫卿與警察之間的相處,構成了旅行全過程中的主要部份,這點將在接下來的描述中清楚體現。

最後,由於《蠹魚的旅行日記》整整一百多回乃是連載文章,在本節裡,凡是直接引自這份史料的部份,將捨棄隨頁注,直接標上所載回數的編號。

1.在前往日本的船上(4月26日~30日)

4月26日,這是在大雨中揭開序幕的一天。

上午十一點多,連溫卿告別還在病榻上的父親,在母親的送別中離開台北。雨還是下個不停,坐在母親叫來的人力車上,耳邊不斷傳來紛雜急促的聲音:(#5)

那車衝雨驀進,我坐車中覺腦袋裡還是空空虛虛,沒有甚麼離愁別恨的東西,只聽得雨落幌上,「淅瀝的」作響,除了此聲以外,又有輪輦和大地摩擦聲音,和車夫「踢踏」聲音,直透我的耳神經,好比促我緊行的命令一樣。我在途中沒有別的念頭,但我這回到了京中,一定要那樣做去,這樣做去的思想,時時衝出腦裡來,不一時又消滅去了,沒有甚麼結果的,接踵又衝出那個[恐]怖的思想來,促我的注意,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由於連溫卿所服務的南國公司裡的一小廝,在前幾日不慎向便衣憲兵透露了連溫卿的訪日行程,才致使連溫卿產生這般患得患失的恐怖情緒。他忿忿地想:(#6)

量是有參加甚麼政治運動或其他的團體,總是[在]法律範圍內面[8][裡面],已有所容認的,此番旅行全屬個人,設使被了官憲誤解為我帶有甚麼政治的,或其他的色彩,於我個人的事業難道也不能成功的嗎,而不受他阻害,這是我不要官憲知道的緣故呢。我又轉來[回過頭來]想想,這班忘八的瞎馬知道我這回的旅行,他若不論那是個人的,也是有甚麼的,總要起了野蠻人的吠,皂白不分,要怎麼呢。我想他必定有對待束縛我的手段,是故不可不先籌一個好好計來抵當[抵擋]他才是……

還在想著,連溫卿已抵達了台北火車站。他要就此乘車至基隆港搭乘「亞米利加丸」赴日。(#6~7)

……我向車外遂與E君道別[。]那車筒上鳴然一聲啟行,此時不知什麼緣故,悲哀的觀念抱住我的理性,幾乎就要迸出熱淚來。……及身子坐定以後,思之不覺自笑自憫起來,為甚麼那霎時間能變得那麼的狀態……

到了基隆,連溫卿首先至N公司(南國公司)[9]的基隆出張所拜託T君購船票。才上船,馬上就有水上警察來訪,幫他換了個較好的二等艙。(#8)

4月27日,晴天。連溫卿起床後,讀了讀山川均的新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想起了山口小靜。在船上,他遇見一位舊識C君。連溫卿與C君,是在連溫卿因社會問題研究會違反出版法而在高等法院受公判的三月時認識的。他並認識了來自新竹的「禾某兄弟」──「兄焜君是中央大學學生,弟霖君是北京大學學生」──顯然,此兄弟即蘇惟焜與蘇維霖(即蘇薌雨)。(#10)此外,他還認識了H氏三兄弟、「卓雨階氏之子K君」和「獻氏之甥屯君」。(#13)

在連溫卿的籌畫下,當晚舉行了場台灣人茶會,有二十多人參加,多為學生。會上才知,H氏三兄弟原以為連溫卿是「總統[督]府」派來調查留學生的日本刑事,自此誤解始消。連溫卿想:(#14)

似不知被誤認為偵探的人,反受真正的偵探尾行,這不是趣味的事麼。

4月28日,連溫卿未留日記。

4月29日,晴天。船已進入福岡的門司港。連溫卿收到一封昨夜由S君(謝文達)[10]從東京拍來的電報,催促其一定要來東京。連溫卿與蘇氏兄弟等人原欲登岸參觀,卻因他們的臺灣人身分而遭水警滯留調查。(#16)

雖然日記缺少第17回,但從第18回來看,連溫卿一行人還是登岸了。按文中所述,蘇維霖即是欲於此處下船;而連溫卿返船之後,則將朝著賴戶內海前進。(#19)

2.從神戶到東京(4月30日)

4月30日,晴天。上午九點,「亞米利加丸」進入了神戶港。(#21)在準備登岸的過程中,水上警察特別針對連溫卿進行檢查,引起船上人們的目光。檢查行李時,水警甚至連木瓜都要檢查。(#22)登岸後,一行人遂前往「亮君」處拜訪,連溫卿也因此回憶起自己的家史:(#23)

亮君二十餘年前曾在台灣,在台灣稔識我父,二十餘年前,我的家庭是何等幸福,那時候我的父親可是北部屈指的大商人,然今已零落久矣。而二十餘年前──當我七八歲的時候──一個落魄者[亮君],由中國至台灣,由台灣而之神戶,以期挽回失遇,而今他雖不至大商人,已是一店之主,……然我不意在此能聞得這樣懷舊的話,焉不得感慨起來,……

此間,又換了個跟監的刑事,蘇惟焜索性叫他帶大家去導覽市區。(#24)

當天下午一點四十分,決定先經大阪去京都逛博覽會的連溫卿一行人抵達京都。此時又換了個刑事。交接時,大阪刑事又云,可請京都刑事陪你們逛博覽會,「我聽了,覺他們猜事甚是機敏,只點了頭,就下車了。」(#26)逛完後,要離開京都。連溫卿托蘇惟焜去郵局拍電報給謝文達,通知連溫卿將於次日早上八點三十五分到京。並旋於晚上7點38分於京都站出發。(#29)在車上,肚子痛了起來,連溫卿遂拿出木瓜與蘇惟焜分食,希望木瓜有助緩解腹痛。只是,火車的晃動還是讓他不易入眠:(#29)

頓醒時,向後一瞧,那尾行的刑事,兩個眼睛像著電球不少減的光耀。

連溫卿觀察到,各地刑事交接有其按照地域之別而分配的原則。但在這種交接與監視中,連溫卿也成了火車旅客的焦點。(#30)

3.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5月1日)

5月1日,天氣晴。

上午8點35分抵達東京站,卻沒碰到謝文達。新來跟監他的刑事,幫他拿行李,卻又帶著他亂繞。浪費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目的地:(#31)

……轉入一小路,約再行百步許,見牆圍的門上掛著「□□□□[台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的招牌,步入內門上還有「□□[台灣]青年會」及「□□[台灣]雜誌社」的招牌掛著,及推開門,則K君和R君立著說,來得好!來得好!我們在樓上看見你來,K君目著了我,又轉視那刑事,說他是你的朋友麼,我說不是不是,他是個狗啊,……

K君疑惑,何以連溫卿沒在車站遇到早上六點就出門的謝文達。但K君與連溫卿並未選擇留在社內等待謝文達:(#32)

K君說今日是閑散的,可與我共遊,今日是人日,有勞働[動]祭,[11]我兩人欲往觀此,遂即出門,搭了電車,在途中乘換一次,到了上野公園前下了車。時午前十一時半,上野公園是拿一個圖造就的,觀岡上沒有甚麼異常光景,g君說那示威遊行,還不能即到,所以人們也不團集起來,我們可先往咖啡店,用了午飯再去觀看罷,而那咖啡店的女茶倌很不親切,用了飯擬再飲著咖啡,呼之,像沒有聽著的,而又遲遲不來,我們拿錢置在棹[桌]上遂出,往岡上吃卵冰去了,[。]

但在大馬路上,卻全然感受不到遊行即將開始,或將經過此處的跡象:(#33)

在大路上看見行人沒有什麼豫兆,使人能夠推想那示威遊行一定能從這兒經過與否。不若再往山麓看了形勢,也是問了個消息,以決我們的行止。及到了山麓,那樣子依然是和山上不異。報紙的報導是正午十二時從這兒經過,在岡上再集合然後解散的豫定,但今已下午將近二時,恐迫是變更了豫定,也未可知。欲向他問一問,然在這兒往來的人們,誰知道那個事情,我們是不能猜定的,這時候覺得自己孟浪,空費時間在[山]麓一往一來,恰適躊躇之間,忽到了一個電車,走出十幾個的巡警來。這時候我們也無意識中[,]無言集注視線在那群巡警身上,看見他們耀武揚威,揚揚然由坂上步登岡上去。K君始向笑說,風來必有雨,我們可隨後去罷!他們都進入自治會館內,又返步,在那會館前後一巡,見了巡警陸續到來,也有步行的,也有乘自轉車的,也有乘自働[動]自轉車的,都到了自治會館就沒了形影。

原來這是遊行即將抵達的徵兆:(#34~36)

我們已明白這是「非常召集」,那末遊行將到矣,乃決在公園正面的石堦[階]的傍邊等一等,及至了正面,也不知何時來了個交通巡警,站立在那石堦[階]整理著往來的人們,這時候人們在公園內猬集,已暫暫增加起來了。

……忽傳來一句話「遊行將到矣」,這是第三次的,覺得人們大噪起來,即從岡上噉[瞰]下山麓及公園對面那條大路上,看見在那地方站立的人們都紛紛蜜[密]集堵列起來,霎時間那條大路上的兩傍立著「人」的墻垣一樣,而山麓至岡上都被人們站立著如蓋上在的,表出「人山」那句話的議[意義]的光景。

在自治會館內的巡警[,]已於一時間前各以三四十人為一隊,陸續從墳上下來,駐在那山麓和那條路傍,「遊行到矣」這句話一傳來,即看見那巡警分隊堵列在人們的前面,少久,見了沒有那的形勢,巡警又分散在路傍休憩,這時候和從前二次的堵列是不同的,見他們的面都緊張起來,兩個眼睛眦裂甚大,他們的左手力握著劍柄,造出一種雄壯的零圍氣[12][氛圍],令人振奮,而我左右前面的人們各伸頸遙望,或說「那遊行已到了某處,再一轉街道便得到來」,或說,「你不看旗影在那兒麼」,既聽了,也隨人們向那條大路上去看,極我的眼界,在那白白坦坦的路上,卻沒有甚麼影子可望,而人們都說著來的,也有只是著,然這時候有從他處來的電車,到了停留場就停止便不稍動了,而一種雄大的歌音微微陣動我的耳膜,使人如在劇場見了掀起幕面那瞬間的狀態,人們反卻寂寞起來了,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都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

那示威遊行將近山麓,而一聲「萬歲」(讀曰琶恩雜以)又作,如白晝以霹靂,天崩地裂一般,在那兒站立的人們都脫了帽子高握手中給那遊行聲援,和那遊行歡呼。這時候民眾的前面雖有警隊堵列,然他們所說的威權也是秩序似不知逃往何處。歡呼之聲又作,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13][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働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働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

前田寬治於1924年所繪的《五一節》(メーデー)

72.7 x 91,圖片取自朝日新聞社(1992)

日本畫家前田寬治(1896-1930)於1923年前往法國巴黎。由於受到滯留當地的馬克思主義者福本和夫(1894-1984)的影響﹐其思想遂轉入馬克思主義。1924年福本和夫回國(8月),開始激起了日本國內的「福本主義」旋風。前田則在同年陸續創作出以勞動者﹑工廠為主題的畫作,其中也包括了這幅《五一節》(繪於1924年9月28日)。前田作為一名日本人而在法國所見的五一節示威,以及連溫卿作為一名台灣人而在日本所見的五一節示威,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共同為1924年的5月1日留下彌足珍貴的見證。

「明年的勞動節一定要在東京舉行!」[14]這是山口小靜於1922年返台時,向山川均所發出的偉願。就在小靜離世後的一年,連溫卿站上了這片小靜所曾期盼的、戰鬥著的熱土。看著眼前雄偉壯盛的階級隊伍、看著漫天翻飛的赤旗與黑旗,連溫卿內心的澎湃與激動躍然紙上。[15]──此時的連溫卿,心中會否想起小靜?

遊行過後,K君送連溫卿回到雜誌社。(#36)這次總算見到謝文達了。[16]謝文達說,他一大早就跑去車站等他,卻沒等到人。而在連溫卿與K君觀看遊行之時,刑事竟不斷地騷擾雜誌社,每三十分鐘就來找連溫卿一次。他只好不斷的保證連溫卿住在雜誌社。不過,謝文達不但未在連溫卿回來後阻止他出門,反而帶他出去見東君(比嘉春潮)。[17](#37)

沒想到,到了比嘉春潮的家,比嘉人卻跑到雜誌社找他們了。於是他們只好再等他回來。比嘉春潮說,他直到今天早上九點才收到連溫卿從京都發的電報,出奇地緩慢;然而這種電報一般只需三小時便能送達。但當比嘉想要進一步通知謝文達的時候,他已不在了。於是比嘉就自己跑去東京站等連溫卿,卻也沒有等到他。(#37~38)

連溫卿這樣寫道:(#38)

……是夜我們雜談至十時餘,恐怕沒有電車,遂告辭了,自台北至東京,在船中四日,在火車中半日,一夜,及至了東京終日勞勞,還不覺著身體的疲憊。這是異常的例。然是夜[,]因為想念過去的事[,]都難急眠去,[。]

4.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5月2日~4日)

5月2日,晴天。早上九點,從若松町搭電車到水道橋,再轉火車到終卓、再換電車到瀨田,要去玉川,此處已是東京郊外。(#43)連溫卿一行人吃過午飯後近一點,便去訪去年曾在台灣見過面的K氏(與K君不是同一人)。旋即轉往日比谷公園遊覽。(#45)下午五點,回到《台灣》雜誌社。(#46)

回雜誌社後,才知今天刑事來了五六回:(#46)

他說自神戶尾行你至東京交過我,尚未把你的身體交過警視廳,他的責任是對上司不住的。我們聽了悻責他,說你不是個犯人,也不是個罪人,那有將你的身體交過警視廳的必要麼,說了不要理他,他默然退出,……

至此,連溫卿才知曉刑事交接的原則:(#46)

至此我始明白,東京驛是日比谷署管轄的,我到了東京驛下車是那刑事的責任。我住的雜誌社是早稻田署轄的。所以他要在我的面前先和警視廳的刑事交代換,然後由警視廳的刑事和早稻田署的刑事交代換,方能完了他的職責,[。]

晚上收到來自台灣家裡問安的電報,「遂即返電謂我無事到京了。」(#46)

次日,即5月3日,早上下了雨。與K君會談之時,警視廳的高等刑事突然來訪。(#48)高等刑事將跟蹤他的原因與原則做了一次詳細的說明:(#49~50)

他對我說,你的性質什麼,警視廳全然不知道的,但打總督府已經有通牒來,我們不得不照那通牒尾行你,從來的慣例在內地──在東京不[需]要尾行的人們,住了台灣就受了總督府的尾行很多,若照你所說,未曾有在台灣不受了尾行的人,來了東京就要動起警視廳來尾行的。然警視廳自己也有個獨立意見,你可以被他尾行,待三四日後看見你的樣子什麼、再講究個方法罷。像你入京的第一日和昨日刑事後沒尾行著,警視廳說那二日間你的行衛[為]是不明的。……若尾行的刑事對你有不滿的事情,你可以叫他不要那樣,他一定是聽你吩咐。我是關係政治方面的,受了思想取締係[系]的懇願所以來[打]擾你,這也要你諒解。你若不[接]受了刑事的尾行,其實是[對]你不利,因為刑事每日要報告上司,既尾行你不得,便沒有報告的材料,一定要捏造事實,你不住的地方──譬如界[堺]利彥也[或]是山川均的[住]處,他若報告你住了,是[對]你不利的。

午後持續下雨。刑事幾次來訪。本欲訪問S.R夫人的連溫卿決定乾脆不出門了,以免「擾阻他的將來」,於是寫了封信給S.R夫人,請她有空時找他。不過K氏今日回訪連溫卿,「K氏來訪很惹起我昨日去訪問他的印象,他不在家,他的夫人和我見面後,問我這次旅行是單獨上京,或是帶著家眷的,使我對他躊躇了回答。但他已來,我這次旅行大半的原因都解決了。」從這句話來看,K氏應是連溫卿訪日的主要會面對象之一。(#57)

晚上,比嘉春潮與石君(石煥長?)來訪。相約次日至「井頭」地方遊覽。連溫卿忽然想起前天晚上發生的一件趣事:(#58)

我說那東京驛的刑事帶了一個單子,寫著我的住址,姓名,年齡,而觀看那「職業欄內」寫著「無職業」三字,我不是無職業[而]是告暇[假]來的,想是總督府通牒所以然。石君聽了,便嬉嬉說,「你旅行中是沒有甚麼職業的,所以要那樣寫著」的這時候的樣子。我想那話是不錯,這旅行那是我的職業麼。

5月4日,是個晴天。連溫卿與比嘉春潮、石君、仲曾根(仲宗根源和[18])、謝文達一同去「井頭」郊遊。(#60)下午四點,與比嘉春潮、仲宗根源和、石君分別回到雜誌社。晚上則在刑事的跟蹤下,去銀座喝了麥酒。(#66)

5.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5月5日~14日)

5月5日,仍是晴天。因著刑事的持續跟監,連溫卿一度萌生離京返台之念頭。然而日本世界語學會的事務卻讓他決定再留下來看看:(#66)

我上京的目的,大半已告終了。因為我四圍的情形既是這樣,很使我思出立即回家的意思。本擬搭乘八九日的輪船歸台,而以有人互相勸留,又以J.E.I.[Japana
Esperanto-Instituto,日本世界語學會]欲於十一日歡迎芬蘭公使RaMsteq博士[G.J.RaMstedt,
1873~1959[19]]和自日內瓦國際聯盟歸國的藤澤法學士,倘若我還要逗留至那時候,那學會也要招待我的緣故,乃決定再滯在數天。

5月6日,晴天。連溫卿去京橋區拜訪友人。(#73)

5月7日,晴天。「今天半日以上的電車費也是刑事代我支出,午前中往上野公園觀『觀月橋』。」(#78)「吃了午飯,攜一個映像機,往日比谷公園遊覽,那映像機是比嘉春潮攜往『井頭』公園拍照的,尚剩餘二葉,俾我出遊,可以照完。」(#79)「然後在江戶川公園遊覽,那刑事太親切,時時說他不甚麼疲勞,叫我拿那映像機給他幫帶,我只向他說謝。」(#79)這天恰巧是中國的「五七國恥紀念日」,遇上當地中國留學生所舉辦的遊行。[20]回到雜誌社,K君告訴他去年更為激烈國恥紀念日之景況,K君自己甚至還參加了學生佔領中國公使館的行動。(#80~81)

自5月8日至11日間,因日記殘缺而無法辨明具體日期。其間曾去「牛這[込]區」的中國餐館吃炒麵。(#92)「咳!這和台灣的不同,是炙油的麵了,可做陪酒的菜,是不能代飯吃的。因為這緣故,枉得刑事在外面多等候點兒。是夜我已不再出去了。」(#93)

5月12日,晴天。上午同炳君去池袋找S.R夫人,十一點回到雜誌社,然後又來了個刑事。午後又下雨,日本世界語學會的委員來訪,他同時也是三田新聞人員、慶應世界語會幹事。這位委員找了連溫卿很久,聽說連溫卿一直遭到跟監,遂乾脆向警視廳問到連溫卿的住址。(#93)他邀請連溫卿在5月14日去慶應大學演講。(#94)不過,管理慶應大學的芝警察署提出但書,「說不令我講演關於政治問題,倘若饒舌著一句也要命令中止。」(#93)當天晚上,與□君去I君處。後來仲宗根夫婦也至。「仲君即介紹我給他的夫人,隨這機會我對貞代夫人[仲宗根貞代]說,M娘[21]很要望你使真柄氏(界[堺]利彥氏的女兒)學習世界語罷。」(#94)

5月13日,是個涼天。比嘉春潮至,還相機給他。(#97)晚上比嘉春潮與仲宗根源和再次來訪,並與謝文達一起去附近咖啡店。(#98)

6.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5月14日~20日)

5月14日,晴天。上午,謝文達與女僕先將連溫卿的行李帶往東京站。午飯之後,由於跟監的刑事始終沒來,他們乾脆自行至警署報備慶應大學的演講事宜。(#98)

因為我不熟悉街道的原故,遲一時間[小時]到了慶應大學,但講演的順序我是在第一番[第一順位]的,為了遲到這時候恰適第二番[第二順位]的正在講演中。A君看見我,即說你很忙,我不予先知道中村君去擾你勞駕,實在對不住。我的演題是「社會的言語性質」,本欲以日語講演,為中村君的希望,卻用世界語講演的,而他做我的通譯。

演講的大意如下:(#99~100)

……可以說言語的起緣是由保護自己生存的工具,但到了經濟稍發達時候,那保存自己生命的工具卻要變做侵略他人的工具,是和民族問題相仝[相同]。

現在社會言語的性質是一方面排斥他民族的言語,一方面卻準備著自己的言語,要使他民族使用的,這不是一個矛盾麼?

而不知被支配者使用著支配者的言語,只是限於主權上,那有絕滅自己的言語地[的]理由嗎?像民族問題被統治者在統治者社會內。雖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以期博得偌大的幸福,卻不可誤認(犧牲)二字為(絕滅)的意思。言語問題也是這樣[,]所以我說言語問題不可看作感情問題,可以當作社會問題而觀方可。

演講完後,連溫卿向場外刑事告知晚上不再出門。然而連溫卿卻早了一小時吃飯,並與謝文達、炳君坐車回東京站,但連溫卿並未返回住所──他離開了東京:(#100)

我和炳君在站內等等,將我的往三宮的車票──午前中購的──給S君[謝文達]帶去,不久,S再入來,我的車票已改札[剪票]了,乃將水道橋的車票換給S君,坐在車內等待開車了。S君突然說,你不可逞身在車窻[窗]外,曾尾行你的刑事打那兒來的,我引身坐定,即有個人從車內行過,這雖不是我的尾行,然將開車時候,說事刑[刑事]要在車調查的。稍頃列車振動[22][開動]了,我對S君炳君只得目禮說謝,這時候天下雨了。

在車上,回顧起這次日本行被跟蹤的情景,也想起匈牙利「乞丐與國王」的故事:人人棄之的乞丐與眾人追擁的國王,究竟誰比較自由呢。這次,算是成功地擺脫了跟監的刑事了,「我想若至了明日,纔知道我已離開東京,那時候不知道他[刑事]要怎麼[辦]呢?」只是,沒能參觀勞動學校仍是這次旅行的一大憾事。(#101)

車外的雨,始終未歇:(#101)

在黑闇[暗]中火車只是驀進,若細心[,]也能辨別雨聲滴滴的聲音,我也坐著睡去了。

就在這列總算沒有刑事跟監的火車上、在夜幕中,睡去了的連溫卿向著神戶的垂水而去,也許這是蠹魚旅行的最終目的、也許是那唯一存著一點光明的所在。那裡住著小靜與他的共同導師──山川均以及山川菊榮。

由於第102回漏貼,無法得知連溫卿是在14日或15日抵達山川家、也無法知曉他與山川夫婦初見面時的狀況。然從殘存的第103、104回來看,山川夫婦仍得到連溫卿細緻的記述。在山川家,連溫卿與山川菊榮共同追憶了J女史(山口小靜)的死。山川均讓山川菊榮帶他去逛逛號稱日本第一的舞子公園,但因連溫卿是在避開刑事嚴密盯睄的狀況下進入山川家的,只好再以秘密的方式摸出門去。對於舞子公園,「這公園的特色不過沒有甚麼雜木,遍地都是老年的松柏而已。」但他仍不禁想起小靜:(#103)

在這舞子公園,這時候只有我一人,覺[得]很寂寞,若J女史在,我想一定和我在這兒飽滿著這單調的光景。

由於當地沒有旅館,連溫卿便留宿於山川家一夜,並與山川夫婦討論台灣問題到晚上九點。(#103~104)

次日晨起,連溫卿不禁走到樓上的窗邊眺望對面可見的大海,山川菊榮趕緊阻止了他,以免被刑事看見。連溫卿準備搭上八點五十分的列車返回神戶。離開前,山川菊榮想要送他山川均所寫的新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這正是連溫卿在「亞米利加丸」上所讀的那本書──於是菊榮又改贈以她與小靜、照子共同翻譯的《社會進化和婦人地位》。連溫卿便又避開刑事的監視,別過了山川菊榮,前往神戶登船。

在船上,他想起昨日在山川家看到的望遠鏡:(#104)

……船將過內海的燈台恰適船內要吃午飯時間,若山川氏夫婦在他的樓上以望遠鏡,欲在這甲板上找我,怎麼能找得出來呢;趕緊吃了,便抓上甲板,船已經離遠了。

在船上,仍有不少刑事。連溫卿無暇顧之,只是不斷地回想這次旅程;也如來程那般,不斷想起小靜、想起她的死。終於,到了20日,抵達了基隆港。完成了蠹魚的這次旅行。(#105)

注釋:

[1]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七六)〉。

[2]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三)〉。

[3] 「亦」:若以閩南語理解,應可理解為「抑」,即「或者」之意。

[4]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三)〉。

[5]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四)〉。

[6] 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五)〉。

[7] 〈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924,東京),16。

[8] 「內面」:閩南語。

[9] 蘇新:「他[連溫卿]青年時代曾在台北的『南國公司』(當時一家經營台灣-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公司)任高級職員。」見:蘇新,〈連溫卿與台灣文化協會〉,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100~101。

[10] 連溫卿云:「我的友人S君是飛行家,……」可見S君即「謝文達」。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四三)〉。

[11] 「五月一日(May
day「人日」),就是「勞働[動]祭」日,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北美「市加我」市,開國際的和國民的八大會議,決定每年五月一日為期,為實行八點鐘制度,而舉示威遊行,總同盟罷工。於是一八八六年遂為世界第一回的實行,這就是「五一」的起源。今年[1924年]東京的「五一」也熱鬧的很,參加人員將近數萬。」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6。

[12] 「零圍氣」:日語漢字詞。

[13] 「步武」:日語漢字詞。

[14] 山川均,〈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靜氏〉,收錄於山川菊榮等編,《山川均全集》第5卷,201。

[15] 這年五一勞動節後九天,5月10日出版的《台灣》雜誌刊出一則題名〈關於五一勞動節〉的文章。文中記述1923年日本當地的勞動節場景,但對認識1924年的五一來說,或許也有參考價值:「……去年[1923年]東京與大阪各約有一萬人參加(其中朝鮮人約五百人)。……臨急,都是以啤酒箱或肥皂箱疊成演講台。……穿著工作服的強健的年輕人,在臺上展開雙手怒目演講,台下拍手不斷。一激動,聽眾就一起站起來,大搖工會旗幟,高呼萬歲。其間會宣讀大會宣言。在尚未獲得八小時工作制的國度,要求八小時勞動立法的項目必然列於其中。不承認工農俄羅斯的國家裡,也應該會及時列入承認俄羅斯的條件吧。而在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裡,他們也會高呼「□□□[殖民地]解放」。去年[1923年]在東京就採用了「制定八小時工作制、承認工農俄羅斯、解放□□□[殖民地]」的三大口號。……演講大會之後,就進行示威遊行。各工會以工會旗幟為前導,各隊分別推出一人擔任指揮,在其領導下整齊行進,行進時,會唱起《國際歌》與勞動歌曲。在日本,遊行隊伍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或左傾嫌疑者,會全部被拘留收押。就如此進行到下一個演講會場,聽講完畢才宣佈解散。這一天,無分主義立場,所有的工會都會參與,所以這一天的共同宣言、共同口號便成為這一個城市、這一個國家勞動階級的共同目標,將成為勞動階級運動的原理與戰術。」見:記者,〈メーデーに就いて〉,《台灣》第5年第2號(1924,東京),74~75。

[16] 按連溫卿在文中所記,乃是「K君」。但從前後文義來看,應是「S君」的誤排,即謝文達。

[17] 連溫卿云:「東君的本姓叫做『比嘉』,而這一字的意思在沖繩說是『東』,所以便宜上以東字代比嘉二字外沒有甚麼意思在。」由此可見東君即「比嘉春潮」。見:越無,〈蠹魚的旅行日記(九八)〉。

[18] 連溫卿文中均將「仲宗根」記為「仲曾根」,實有誤。

[19] G.J.Ramstedt是芬蘭首任駐日公使。

[20] 「五月七日,日華二十一條協約最後通牒之日,中國國民以此為國恥紀念日,每年舉行大會,本年[1924年]五七,在東京的中國學生,也在小石川基督教聖公會內開會,聚集的男女學生數百,慷慨悲歌,示威行列到,公使館,至黃昏時無事散會。」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第2卷第8號,16。

[21] 文中還有一個「M孃」,應與「M娘」為同一人,但真實身分尚無法查考。

[22] 「振動」:閩南語。

資訊頁第1頁|第2頁|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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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言若

五月 30, 2007 於 10:3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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